隨著《健康中國2030》發布、十九大確立健康中國戰略、衛健委和醫保局的設立，以及癌癥藥關稅下降和減免等一系列重大戰略變局，這些都預示著中國生命健康領域即將發生制度性、革命性和根本性的變革。
在此背景之下，智綱智庫北京中心組織981健康醫學科技集團、金匯通投資集團共同赴日本進行生命健康考察之旅。從更全面的視角研究日本、學習日本，由此形成了這篇日本考察之旅的啟示。
2018年9月16日，生命健康產業考察團隊回到北京。這次全景式的考察收獲多多，啟示多多。
日本作為中國近鄰，是全球最發達的國家之一。經歷了明治維新的日本與美國、德國共同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佼佼者和地區經濟龍頭。1978年10月，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對日本進行正式友好訪問，同年，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縱觀現今的中國，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外匯充裕、全球并購、大眾各地旅行、房地產泡沫凸顯、傳統行業轉移，經濟呈現雁陣模型，這一切與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日本如此相似。
這四十年，日本的經濟雖然歷經崩潰與復蘇的跌宕，但在健康醫療領域卻享有“全球壽命最長，醫療服務最優”的聲譽。然而，名聲在外的日本，是否真的名副其實？產品服務有何不同？如何做到口碑遠揚？這都是需要我們實地研究、考察與判知的事情。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的健康醫療行業得到了飛速發展。國內的三甲醫院的醫療技術和器械水平，與日本難分伯仲。但國民健康指數、醫療滿意度卻和日本有巨大差距。
在全周期、全方位的大健康發展中，從預防、醫療、康復、療養到促進等各個環節，日本究竟會帶給我們怎樣啟示？我們又能從日本現有的健康資源中整合到什么能為我所用？
帶著這些問題，我們走訪神戶、京都、大阪、金澤、名古屋和東京等16家醫療機構，其中有國立的頂級醫療研究中心，醫科大學的病院和私立的健康醫療診所。
要了解日本生命健康產業發展的脈絡、必須要了解日本這個國家發展一個新興產業的模式。
與美國引領創新不同，日本一直實施的“技術立國”戰略，日本產業發展模式被稱為“一代進口、二代仿制、三代出口”，這一點與我國比較相似。
但是，不同的是日本利用自己精益管理和精細服務，往往能制造出在國際上有競爭力的產品或服務，并可以參與全球市場博弈，比如汽車、芯片、醫療設備。我們卻只能制造面向國內市場主導產品和服務。
如果我們審視美國、日本和中國三個國家在發展新興產業特點，美國是一個以創新突破的國家，追求從0到1的突破，用喬布斯的說法是要改變世界的。日本是一個以技術制勝的國家，實現從1到10的目標，這樣才能參與全球競爭服務世界。中國是以低價擴張的國家，邁向從10到100的規模，重點要滿足14億的巨大市場。
在全球范圍內、我們可以發現大部分原始創新是歐美人發明的。但在持續運用與商業運作上，日本卻總能轉化成最好的且最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這是日本“技術立國”的真諦。
這次對日本生命健康產業全景式深度考察，我們發現日本采取同樣的國家戰略。比如，日本的醫院購買德國和美國最先進的醫療器械設備，重粒子加速器是由西門子研，現在日本東芝可以生產了。國內上海的質子粒子癌癥醫院購買的德國重粒子加速器，希望得到日本國立重粒子研究開發中心的支持，他們以不熟悉德國設備為由拒絕。當我們提出合作時，他建議我們購買東芝的產品。
在先進的細胞基因技術方面同樣呈現出這個特點。本人去美國波士頓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周邊的生命健康實驗室，很多教授和他們的博士學生們在研究最前沿的生物技術，探索發現未知的領域。到了日本，主要集中在利用生物技術開展細胞再生醫療臨床服務。也就是說，美國人賺取生物醫藥和技術的錢，而日本主要賺取醫療服務的錢。
在很多人類生命健康的領域里，日本不是技術原創的國家，卻能把這一技術經過研發轉化，并與制造業和服務業緊密融合成一個新興產業的國家。
通過本次日本健康考察之旅，我們發現日本健康產業格局和中國現有的格局還是比較類似，都是以國立醫院、醫科大學病院為主導，私人健康診所主要服務非社保的中高端人群。例如日本健康院。
國立醫院與醫科大學病院主要服務全體國民的基本醫療保障的患者，沒有政府批準的新興醫療技術或者沒有納入社保的醫療項目較少實施，醫生的收入與技術水平相關性不強，每月稅前收入大約在100萬日元左右。私營健康診所主要做先進高端的醫療服務，比如生物再生醫療、健康管理的功能醫療和另類醫療服務。這些醫療服務都是由民眾自費購買，醫生的收入也比國立和大學病院高很多。
不同類型的醫療機構的機制是不同的：
國立醫療中心，如國立國際醫療研究中心、國立量子開發研究中心等，它們主要由國家撥款，醫療服務以能滿足大眾基礎治療為目標，它們往往擁有日本最先進與昂貴的大型高端設備。例如，最新一代重離子醫用加速器（全球僅有兩臺時）、超高精度CT、核磁以及PET-CT等。通過這些高端的醫療設備和強大的技術團隊，引領國家健康醫療服務的發展。
醫科大學病院，如藤田保健衛生大學病院、金澤醫科大學病院等。這些私立醫科大學大多數成立于上世紀70年代左右，他們按照美國霍普金斯醫學院倡導的現代醫學發展模式，即教學、科研和臨床三位一體。
盡管他們服務的主要患者擁有醫保。但由于沒有政府撥款的支持，它們的市場競爭意識是非常強烈，構建自己的核心特色能力和積極拓展海外市場是他們重要的生存之道。
例如藤田保健醫生大學病院是日本第一個引入達芬奇手術機器人、PET-CT、超高精度CT的醫院，金澤醫科大學病院則推動康復與醫療有機融合的服務，創造了影近教授為“日本康復第一人”的醫院品牌。
私人醫療診所，如東京日本健康院、輝鳳會細胞治療診所等。這類機構大多數都是由國立醫院或者醫科大學病院的醫生下海創業創建的。為了生存他們主要瞄準最前沿的技術和中高端人群。前沿的技術如基因檢測，細胞治療，血液凈化、氧療、高濃度VC點滴等另類醫學。他們非常注重個人和企業品牌的創建和傳播，如橫山博美是日本干細胞第一人，日本健康院天皇御醫的品牌。
這次日本生命健康產業考察，給了我們三點啟示：
我們要注重國家戰略的可操作性
野村證券的研究資料顯示，2000年日本政府制定并啟動醫療立國的戰略，非常的具體和清晰。把中國市場作為日本醫療立國戰略的重要目標。并制定了切實可行的計劃和舉措。
第一步，在中國游客中植入健康醫療的元素。比如到藥妝店購買保健品、化妝品和藥物。第二步，吸引中國游客到日本去做體檢和治療。攜程一份關于海外醫療旅游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海外醫療旅游市場日本的規模超過市場總量的51%以上，預計2020年將超過200億人民幣。第三步，與中國醫療機構合作開拓中國市場，并為中高端人群提供醫療服務。以服務為核心引領，將日本的醫療器械、藥品等帶進中國。
目前，日本的醫療立國戰略已經進入第三步階段。很多日本的健康技醫療機構想要開展與中國的合作。例如，智綱智庫與日本合作的綱本健業公司將在昆明和成都建設國際醫療中心。綱本健業計劃在國內將提供四大服務中高端體檢服務，免疫細胞治療癌癥和干細胞治療糖尿病服務，養老養生服務和醫療服務行業培訓服務。
我們需要務實的日本模式
改革開放四十年，國人最為熟悉和了解的兩個國家就是日本和美國，他們的產業發展模式也被稱為日本模式和美國模式。
美國模式——美國人喜歡追求從0到1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