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創立于1902年的羅德獎學金，曾培養了多名諾貝爾獎得主，以及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等諸多影響世界的領導人，這一錄取率僅0.7%的國際獎學金項目，已經成為全世界競爭最為激烈的獎學金之一，被譽為“獎學金中的諾貝爾獎”。
2015年3月25日，羅德學者們首次組團訪問中國。在訪問成都期間，他們第一時間走進了帶有濃郁東方特色的王志綱工作室望蜀書院。
一方是代表著西方主流精英文化的羅德學者，一方是代表“東方式智慧”的中國民間智庫創始人，羅德學者對于王志綱先生的“十問”，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人對于中國式發展的普遍疑惑。而王志綱也試圖以一個經歷并參與中國三十年巨變的實踐者及思考者的身份，給這群對中國充滿好奇和疑問的西方學者們一把“打開中國的鑰匙”。
開場白： 教學相長，搭建橋梁
王志綱：西方有句諺語，“交換一個蘋果，各得一個蘋果；交換一個思想，各得兩個思想”。王志綱工作室在西方概念中是一個智庫，具備智庫的三個特點：第一，立場獨立；第二，財務獨立；第三，主要為政府和企業提供戰略咨詢服務。
但我們又與西方智庫不一樣。西方智庫主要靠基金支持，是非盈利機構。中國沒有如此強大的基金力量，因此，中國智庫一般只存在兩種生存方式。一是靠政府養著，如社科院、國務院經濟發展中心，屬于中央撥款扶持的體制內機構，其立場不可能超脫。二是依附于商，需要看雇主的眼色，其立場也不可能獨立。
但在現實生活中，政府及企業要發展良好，需要第三只眼睛來幫助自己。我們有幸在“不依附于官，也不依附于商”的前提下，取得了財務獨立，扮演了第三方的角色，由此獲得了客戶的尊重。
我一直有個愿望，特別是對你們這些羅德學者，希望你們在了解了中國國情和我們作為智庫的操作之后，以后在中國與美國、歐洲之間的溝通上，尤其是智庫的溝通上，共同搭建橋梁，進行一些有趣的合作。好了，現在把話筒交給你們。
一問：中國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嗎？
答：中國經濟經過了20多年的高速發展，現在開始降速了。人們把它叫做“新常態”。此前，中國經濟之前很迅猛，但很粗放，有相當大的泡沫。我們把它叫做“野蠻增長”。
縱觀世界各國的發展史，普遍存在這樣的現象——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之間時，經濟將出現重大調整。西方經濟學家把這個現象叫做“中等收入陷阱”。
現在，美國經濟學家就在押賭中國跨不過“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我認為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是70%。
為什么呢？
如果按照西方的經濟學模型，我們將很難解釋。西方人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個“奇跡”，但中國人把中國的崛起叫做“復興”，也叫“國運”。因為在幾千年的歷史中，中國有70%的時間是全世界最發達的國家，只是近百年來才陷入低谷，現在只是回到它之前繁榮的軌道上去。（“國運”一詞一時難住了翻譯人員，老王隨后的解釋才讓羅德學者們理解了這個詞的大意。）
要真正準確、全面、讓人信服地回答這個問題，需要你們這樣的青年學者，在了解西方歷史的基礎上好好認識中國，站在超然的立場上去破解它。
總之，關心中國、了解中國，對于做學問的人來說，是個激動人心的課題。希望你們完成這次中國之行之后，成為中國的長期觀察者。
二問：中國怎么解決城市發展與生態保護的問題？
答：正好問到了我的專業上。首先想問下，你今天來到成都，對中國這座內陸城市打分的話，能打多少分？（提問者Kelly 舉起雙手，說道“10分”，其他人點頭贊同。）
這座城市就是我們參與策劃和規劃，用了12年時間發展起來的。12年前，這個城市中心城區人口才200余萬，現在已經超過600萬，城市面積擴大了10倍。12年前，成都的機場還沒有國際航班，現在可以直達幾十個國家。12年前，機場旅客吞吐量只有754萬人次，現在是3750萬人次，全中國第四。
這個城市12年發生的變化，在歐洲要80年，在美國要50年，在日本要40年。這樣的故事在國外很少見，但在中國天天在發生，由此就會帶來很多問題。第一，農民進城的問題。第二，工業化和城市化和諧共生的問題。第三，城市外向度的問題。再往后就是能源供應、飲用水供應等問題。
你說的生態環保問題其實不是一個大問題，成都就很好地解決了城市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的問題。
我們在做成都城市戰略策劃時，已經告訴決策部門，這個城市可以容納1000萬人。第一，成都號稱“天府之國”，平原廣闊。第二，成都水源充沛。第三，它不只是一個省會城市，更能代表占中國中西部，成為整個中西部的中心城市與國外對接。
實踐證明，這些判斷全部符合事實，成都在發展的同時也做到了生態保護。
三問：如何讓中國學生不只為成績而學習？
答：這個問題很有意義。我先引用幾句俗話，叫 “吃飽了撐的”、“屁股決定腦袋”、“存在決定意識”。
你生活的國家已經比較發達和比較文明了，這種悲天憫人的情懷非常值得推崇。但中國現在還是發展中國家。教育對于很多人來說是改變命運的唯一工具和手段。在這種背景下，它的功利性必然很強。教育就是為了吃飯，就是為了學本事，而不是為了愉悅和修養。
中國也有一批“士大夫”階層，他們把知識和藝術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享受，比如今天下午教你們彈琴、畫畫、寫字的老師。但這只是少數情況。
總之，這一切和經濟發展水平有關。我認為，再過20年，中國進入發達國家之后，人們的教育觀念才會發生根本變化。
四問：中國貧富差距會導致教育機會的不公平嗎？
答：治國理念中有一個基本主題，即“效率”與“公平”誰優先。
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效率優先，待生產力大發展之后，再建立公平制度。中國開始學的是公平優先的蘇聯模式，建立了一個烏托邦。但蘇聯最終崩潰，證明了公平優先會扼殺生產力，最后導致公平也不存在。
基于這個慘痛的教訓，鄧小平拋棄了蘇聯烏托邦式的想法，走向了效率優先的道路，也就是走向市場經濟，向西方開放，鼓勵一部分人及一部分地區先發展起來。經過30多年的發展，鄧小平的選擇獲得了巨大回報。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成了全球經濟發展最快的地方。中國從經濟總量全球墊底，變成了與美國不相上下的經濟體。
就我的角度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還是要小道理服從大道理。
首先要把蛋糕做大，做大之后，再談分蛋糕就好辦了。沒有蛋糕，怎么分也分不了。
今天中國的蛋糕做大之后出現了一個變化。國家和政府可以投入大量的資金去辦基礎教育，中國的文盲率在全世界都是很低的。這與30年前相比，是巨大的飛躍。
另外，我旁邊的秦校長，是一個貴族學校的校長。他用市場化的方式，專門解決富人子女的讀書問題，這是一條另外的渠道。
最后，很多先富起來的人基于良心和道德，也拿出了很多善款捐助學校。現在中國有很多富人開始建立教育基金，創辦希望小學，設立各種獎學金。如果中國的法治化建設能加快的話，我相信會有更多先富起來的人用自己多余的錢，反哺教育。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辦學傳統，“修橋鋪路辦學校”在中國民間是非常受推崇的善舉。中國有這樣美好的傳統，再加上法治建設以及經濟發展，所以我對中國未來的教育是很有信心的。
五問：如何解決當前東西方的共同困境？美國有什么地方需要向中國學習？
答：我認為要解決當前困境，要從以下三點出發反思。
第一，東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