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鑒
Ⅰ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本應是隆重紀念的歷史節點,但到目前為止,還基本上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我想這種情況,可能與特朗普帶頭掀起圍堵中國的浪潮,從而引發國內外空前復雜的矛盾有關系吧。全社會充斥著各種疑惑、迷茫、焦慮,甚至不同的聲音,中國又一次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前。
面對危機,古圣先賢早就告訴過我們:“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世界上從來沒有神仙和皇帝,沒有救世主。我們只能叩問過去,回望昨天從哪里來?才能搞清楚明天究竟要向哪里去。
40年改革開放,是一部民族復興,國家崛起的偉大史詩,其壯麗程度,堪稱人類歷史上的奇跡。這期間不僅創造了極大的物質財富,使中國的國力躍升到世界第二,更留下了極為豐富的精神和思想遺產。只要我們尊重常識、敬畏規律,一定可以從中找到這個古老大國突圍與復興的密鑰。
1978年,我正好是23歲青春作賦的年紀,上大學、進社科院、當記者、辦智庫一路走來,在人生最黃金的40年里,我有幸參與、穿越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市場化探索全過程,也是這一部偉大史詩的親歷者、受益者、觀察者甚至推動者。
在當今這個特殊的時間節點上,恰逢喜馬拉雅FM的盛情邀請,我自己也覺得責無旁貸,有必要對40年來的變化與得失做一次系統的梳理與回顧,兩相結合之下,才有了《王志綱口述改革開放四十年》這檔課程。
效率與公平
Ⅱ
40周年的改革開放到今天,到底給我們留下什么遺產?明天向何處去?很多人眾說紛紜,我認為,這一場偉大的奇跡離不開對效率與公平的再認識。
公平與效率之爭,是人類社會幾千年來一直在探索的問題,到了近代愈演愈烈。縱觀工業革命以來,兩三百年的近代史上的成與敗、興與衰、發展與停滯,說一千道一萬,其實就是公平優先還是效率優先的問題。
公平是人類永恒的追求與理想,從《禮運·大同篇》中的天下大同,到《桃花源記》中的“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再到西方的烏托邦、太陽國,無數的仁人志士為了“公平”二字前赴后繼,奉獻一生。
但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實驗場所不同。很多美好的愿望一旦把社會作為實驗場,就會產生難以預料的后果,稍有差池,代價就是幾代人命運的波瀾與轉折。所以一定要慎之又慎,用知行合一的實踐來探索最合適的發展道路。
回顧幾百年來資本主義的探索和社會主義的實踐,其實離不開公平與效率這個主題,資本主義為了追求極致的效率而生,甚至無所不用其極,從殘酷殖民到血汗工廠,效率提高的同時,公平幾乎泯滅。因此列寧曾經有一個論斷:“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壟斷的、垂死的、腐朽的資本主義,必然走向滅亡。”在公平、正義旗號的引導下,蘇聯、東歐等國家也開始了另一條政治實踐之路。
令人遺憾的是,資本主義沒有像預言一般滅亡,而是在危機中一次次更新,伴隨蘇東波(蘇聯、東歐、波蘭)的解體,一個時代宣告結束。按照學者福山的說法,《歷史的終結》已經到來,美國模式仿佛成為了唯一的“真理”。美國也從此開始布武天下,一手大棒,一手圣經,雄踞世界之巔。而且身處資本主義陣營的北歐各國,其社會形態反而更像社會主義。貧富差別小,社會福利發達,人民生活水平很穩定,甚至走向了過分強調公平、高福利的極端。
就在歷史的塵埃看似已經落定的時候,一個另類的國家異軍突起,這就是中國。僅僅四十年的時間,中國從一個瀕臨破產,被開除球籍的破落戶,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甚至威脅到自詡為偉大、光榮、正確的美國。我們昨天究竟做對了什么?我們未來該做什么?這個問題不僅關系到中國的命運,更關系到人類的未來。
我認為,中國奇跡的密鑰在于高效率,正如小平所說:發展就是硬道理。只要有助于提高效率的舉措,都敢闖敢試,甚至不惜做出妥協與讓步,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凡是不利的因素,全部都要摒棄掉。
當然注重效率,不代表否認公平的意義與價值,但必須承認,今天五縱七橫、全國布局的交通網絡;中央財政巨額的轉移支付;覆蓋老少邊窮地區的扶貧戰略,都是拜強大的國力之所賜。而強大的國力,正是來自對于高效率的追求。把蛋糕做大以后,才能談到如何分配。沒有效率的一片赤貧,公平從何談起?
我堅信,公平和效率最終會走到一起,但一定不會是同時走到終點。如果我們逆潮流而動,去追求表面上的公平,甚至以犧牲效率為代價,為了公平而公平,歷史已經告訴了我們結局。
約翰·洛克,英國哲學家,1632-1704
人類的歷史,特別是近代史已經充分的說明英國政治學家洛克的論斷“財產不能公有,權力不能私有。”這句話本來是常識,但是一旦兌現就是災難。財產一旦公有,就會喪失效率,形成鐵飯碗;權力一旦私有,就會產生專治與腐敗,這是人性使然,中外概莫能外。
關于公平與效率,還有一個經典的比喻,火車跑的快,全靠車頭帶。車頭就是誕生于市場經濟土壤的企業家階層,這個階層所提供的就業、稅收和社會服務支撐起了中國經濟持續不斷的活力。如果我們追求平均主義,把過多的精力放在車廂上,最后就會變成一小時只跑五公里的印度火車,車廂上、車頂上掛滿盲流,步履蹣跚,道理永遠都是這么簡單易懂。
小平偉大之處就在于此,他根本不受教條的影響,不受意識形態的捆綁,他唯一的立場就是:別給我唱什么高調,別講什么大道理。我是人民的兒子,我深深地熱愛著這個國家和人民,中國不能被開除球籍,所以發展就是硬道理。
此言此行,體現出的是偉大的政治家風范,中國并不是必然會出現鄧小平,他出現了,并且改變了中國,這是中國的幸運。也正是因為小平堅定不移的踐行“發展就是硬道理”這個原則,才有了這四十年的經濟奇跡。
但在肯定鄧小平歷史功績的同時,我們必須要清楚的認識到,一切的成就,都不是個人的力量,而是歷史的力量,時代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只有順應這股力量的人,才能成為時代的領跑者。
3+1改變中國
Ⅲ
作為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參與者、觀察者,同時也是推動者,我有幸能夠生活在這個偉大的時代。中國這40年的改革實踐之所以成功,我把它概括和總結起來,無非是3+1。
1逼出來的改革
如果沒有危機,沒有一群對人民、對國家、對歷史負責的優秀人士,能夠為人民著想,實事求是,通過危機倒逼改革,中國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的。
但逼也有兩種逼法,國家的經濟已經到了崩潰邊緣,還在高唱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是極左的“逼”法,這種逼法無疑禍國殃民。
鄧小平的“逼”法就在于承認現實,摒棄教條,這種“倒逼”概括成兩句話,對外開放,對內改革,這兩個車輪協同運轉,成就了四十年的經濟奇跡。
1978年, 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會議公報
既然改革是逼出來的,那也就沒有所謂的藍圖,具體的改革措施誰也不清楚,但有一個原則永遠不變——發展就是硬道理,增加財富,提高生產力。這樣才能讓人民得到實惠。
于是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樣:一個老人在南海邊畫了一個圈,春天的故事開始了。小平不僅支持建立特區的嘗試,肯定廣東的探索,甚至默許了袁庚在蛇口工業區所喊出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口號,這些堪稱石破天驚的舉動,推動了中國飛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如今來看,如何評估其意義也不為過
從意識形態上撕開一個口子后,效率優先開始逐漸成為共識,效率成為衡量事物的重要標準,那么究竟做什么、怎樣做才能提高效率呢?
2放出來的活力
想要效率,最重要的就是松綁。
1978年之前,老百姓真的是手也綁住、腳也綁住,農民甚至不會種田了,種什么?怎么種?種多少?全部由上面下文件定。全中國都是一個腦袋想問題,十億人不想問題,一個部門——國務院計委指揮工作。十億人不考慮工作,生產什么?賣什么?賣多少?都由政府來考慮。所有的人都把腦袋關閉以后,就離死亡不遠了,離崩潰不遠了。這是對生產力的極大扼殺。
而這背后根本的問題就在于人民、社會失去了活力。所有的人都不思考問題,懂的人不讓做,不懂的人瞎指揮,這種做法的理論支撐就是所謂的計劃經濟。
所以在鄧小平摒棄掉教條,敢于放手后的短短幾年時間,全中國釋放出了巨大的活力,首先第一個是農村放開,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耕者會種田,短短兩年時間,農民就解決了幾十年解決不了的吃飯問題,不僅解決了吃飽飯的問題,而且還釋放出了80%的剩余勞動力。
最開始的政策叫做“離土不離鄉”,農民可以離開土地,可以搞鄉鎮企業、搞副業 ,但不能離開這個區域,這種政策也為鄉鎮企業創造了土壤,很多日后的大企業都誕生于這個時候。
伴隨農民的能量越來越大,鄉鎮企業已經束縛不住他們的活力,他們開始走州串縣,開始進北京,到上海、到廣東。鄧小平的偉大就在于默許、承認。慢慢的開始闖出來一片新天地,農村出現了鄉鎮企業的同時,也釋放出了上億的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