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綱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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籠子已破，群鳥競飛?！皳Q腦子，找位置，探路子”成了各地人們解放思想的著眼點。
“東西南北中，大家往前沖”，都怕擠不上新一趟快班車再被拉下。
擺脫經濟周期性痙攣的關鍵是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此基礎上，確立與之相適應的宏觀調控機制，已是20世紀90年代改革開放的大趨勢及重大命題。
群鳥競飛
“空中巴士”龐大的機體終于穩穩地?？吭谑锥紮C場。拖著疲乏的身體，我們回到了北京。
從6月初出發，到8月中旬返京，長達兩月半的時間里，冒著炎炎夏日，我們以沿海、沿江、沿邊為線，對我國經濟的諸多熱點問題進行了大跨度的調查采訪。沿途所見讓我們深深感到，以小平同志南方講話為契機，我國終于迎來了深化改革、全方位開放、經濟爭上臺階的新一輪發展良機。同時，亦感到在迅速升騰的經濟熱中，夾雜著那似曾相識的各種新矛盾。
實施改革開放十三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已出現過三輪周期性調整。其間，經濟雖有熱有冷，有放有收，但不論是矛盾的產生還是解決矛盾的方法，無一不是集中體現在“籠子”的松和緊上。進入新的發展時期，伴隨主觀客觀條件的深刻變化，“籠子”已經不能約束日益健壯的“大馬”。對今天的宏觀經濟格局和發展態勢，許多學者、專家及省市領導人多傾向于這樣的概括：籠子已破，群鳥競飛。
“闖”和“放”
記者在沿海、沿江和沿邊的一些省市采訪時，強烈地感受到，通過學習、貫徹小平南方講話精神，“換腦子，找位置，探路子”成了各地解放思想的著眼點。以開放促改革，以放開促發展，抓住機遇，發展自己，成了人們的共識。
在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深有感觸地對記者說：學習小平同志的南方講話，結合我國、我省實際，我們算是開竅了，這就是一切為了國家富強，一切為了人民富裕，一切圍繞搞富。對一切同搞富相抵觸、一切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矛盾的地方都要沖破。著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根本尺度和標準，只要依照這個標準，我們就什么事都敢干！
在東北，遼寧省委書記全樹仁告訴記者：這些年困擾遼寧的所謂“東北現象”，說透了就是國有大中型企業搞不活。以往思想不解放時，明明國外有不少成功的東西有助于我們搞活大中型企業，可一個姓“社”還是姓“資”的帽子就捆住了人。小平同志幫助我們沖破了禁區，現在我可以說，借用資本主義成功的東西，“東北現象”可以改變，而且已在改變。
思想解放帶來了一系列實踐成果，具體反映在勇于破“籠子”上。不少省市對如何突破“籠子”束縛，敢“闖”、敢“創”問題都有了紅頭文件。山東省一位負責同志說：過去我們是沒有紅頭文件不敢干，別人沒有干過的不敢干；通過解放思想，我們決定今后各級政府，只要是看準了的，就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闖”什么？廣東省提出了只要“不走錯路、裝錯包、上錯床”，都可以干。
為使各級政府有“創”和“闖”的政策保證，今年以來，許多省市采取了放權措施。對屬于省里的權力，山東省原則上權放一格或委托下一級承辦。江蘇則將省一級的不少權限一直下放到鄉一級。其中，尤以將3 000萬美元以下的項目審批權下放到鄉政府的舉措對鄰近省市的震動最大。對照江蘇，大家都在反省自己。
由于大膽地闖、大膽地干，各地改革開放的力度明顯加大。特別是沿海地區熱點變熱土，出現了“外商投資熱”、“房地產開發熱”、“土地成片出讓熱”、“第三產業熱”、“股份制和開發區熱”。尤其是同前些年視闖“紅燈”、破“籠子”為越軌的觀念相反，闖“紅燈”如今成了不少地方樂于嘗試的實踐。
隨著各地“闖”和“放”的實踐越來越多，條條和塊塊的矛盾也尖銳起來了，許多地區和單位要求經貿、海關等條條部門給權、發證和放行，不同意就采取變通的做法。
“廣東示范”的震蕩
各地敢“闖”敢“放”，與“廣東示范”的影響有關。在小平同志南方講話后，“廣東示范”無一例外地成了各地學習研究的重要內容，一批批外省市的領導人紛紛去廣東取經、考察。
“對于廣東，我們上海人的認識經歷了一個‘不行——不過——不錯’的‘三不’階段。”在上海采訪時，一些領導干部向記者談了他們的“廣東觀”：開放之初，從傳統角度看廣東，我們上海人的評價是“不行”，看不上眼，認為像他們那樣的經濟發展，無非是鉆了國家政策的空子，是歪門邪道；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眼見廣東經濟呼啦啦上去了，在不得不承認廣東真是上得快、搞得活的同時，加了一個“不過”，對他們變通中央約束之策持保留態度；而今，算真正服氣了，不僅在經濟成就上服氣，而且深感廣東闖出了一條陽關大道，一條“放得開，搞得活，上得快”、自己解放自己的成功之道。
上海市長黃菊告訴記者：改革是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中國地方這么大，情況千差萬別，實踐證明，先放后導、邊放邊立，應為明智之舉；只有放手讓各地試一試，才可能找出切合各地實際的發展路子來。
“廣東示范”對各省市造成的震撼是深刻和廣泛的。一些內地省市的干部說，經過三年治理整頓，再下廣東學習，回頭對比自己，頓時陷入一個兩難之境。廣東經濟大發展，說穿了，就是從本地實際和利益出發，對中央的要求適合自己的就聽，不適合自己的就變通。例如資金，國家搞籠子控制，它就找別的渠道；中央讓經濟降溫，它自營照搞。回過頭來看，實踐是檢查真理的唯一標準，廣東的經濟發展了，是硬道理，而我們聽話的卻落后了，里外不是人，群眾有怨氣，上面不滿意。結論是：再也不能唯上而要唯實了。
山東省結合學習廣東經驗，在解放思想的同時，由紀檢、監察、法制部門牽頭，組織有關部門參加，對全省現行政策法規的執行情況進行了一次徹底檢查。除了查那些不適應新形勢、需要修訂的政策外，還要查外省市已經實行并取得成效的“變通”政策是否已被采用。
與此同時，廣東理論界一些人士提出了“改革要向產品經濟體制的最后堡壘——籠子經濟——突破”的意見。上海理論界出現了先放后導、通過徹底實施市場取向的變革，來最終解除高度集中的舊體制的武裝的觀點。
各地經濟發展均駛上快車道
思想大解放的直接結果是改革開放，在經濟發展上邁開了大步子。各省市領導部門根據變化了的新形勢均相應地調整了自己的發展戰略，提出了高速發展的新思路和新目標。
在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沿海地區，廣東制定了“跳躍”式發展、20年趕上亞洲“四小龍”的目標；福建提出了“南北拓展，中部開花，連片開發，山海協作，共同發展”的戰略，計劃用8年時間趕上廣東；上海則以浦東開發為契機，決心發揮長江經濟帶的龍頭作用，擬以10%的發展速度，用20年時間趕上新加坡。
在各項主要經濟發展指標均名列全國前茅的山東，上半年工業增長208%。省委副書記、常務副省長李春亭對記者說，山東具備了起飛的條件，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和經濟效益提高速度應高于全國。省里制定了“全面開放、重點突破、梯次推進、東西結合、加快發展”的戰略，并確定了分三步走的目標：第一步，保持國民生產總值10％～12%的發展速度，力爭提前到1994年實現翻兩番；第二步，到本世紀末翻三番；第三步，到2010年，全省經濟總量趕上韓國。
沿海大跨步之時，已經滯后的內陸和沿邊省市也不甘示弱，各自依據自身條件制定了發展戰略。有效利用本地資源、強化縣級經濟實力的鄉鎮企業發展戰略被各省區廣泛采用。云南省提出了10年內鄉鎮企業每年按30%的速度發展的計劃，北方有的省甚至提出鄉鎮企業幾年內要翻番，要求各級政府層層落實。
各地爭相加速發展的實踐反映在宏觀經濟運行指標上是“五快”、“二緊”。“五快”是：（1）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快，原定1992年的增長速度為6%，而上半年國民生產總值比去年同期增長12%；（2）工業發展速度更快，上半年為19%，其中6月份超過20%；（3）信貸規模增長快，1~5月貸款額為860億元，超過原定620億元的指標，預計全年會突破4 000億元的信貸規模；（4）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明顯加快，上半年增長324%；（5）進出口增長快，1~7月份全國出口增長192%，進口增長33，8%?！岸o”是：交通運輸緊張，能源、原材料資源緊張。1992年上半年能源、原材料大幅度漲價；交通運輸成了國民經濟的“瓶頸”，不少地區以運定產，一些有識之士認為，采取得力措施加快發展這些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業，已成為支撐國民經濟高速度發展的一個關鍵。
對當前經濟形勢的議論和評估
怎樣看待加快改革開放步伐給我國帶來的新經濟形勢？記者在采訪中就這一問題請教了不少專家、學者和有關省市領導人，他們有的喜，有的憂。
一喜沖破了“左”的思想束縛，人們思想大解放，改革開放出現了空前的好形勢。不少干部群眾告訴記者：前些時候“反和平演變”，不少地方“真抓實干”，不用說改革開放沒法搞了，連經濟都發展不了了?！耙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貫徹遇到困難，因為有利于經濟的姓“資”，而姓“社”的又搞不活經濟，政治沖擊經濟，到處人心惶惶，直到小平同志發表了講話，形勢才算轉了過來。
二喜持續滑坡的經濟終于出現了好轉，各地有了改革開放的主動權。上海市長黃菊告訴記者：持續了若干年滑坡的上海經濟，1992年終于出現了根本性轉機。一是經濟發展由低速到高速，上了一個臺階。1～5月，國民生產總值增長139%，這樣高的速度是二十多年來所沒有的。二是金融市場活躍，資金由緊缺到寬余，開始進入一個新的循環。過去，經濟一加速，資金就緊缺；今年這么高的速度，資金仍相對寬余，顯示了金融改革的活力。
憂的是多年來一直困擾我們宏觀經濟良性循環的深層次矛盾，諸如產業結構比例失調問題，“瓶頸”問題再度突出——能源、原材料、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加工工業增長大大快于基礎工業增長。一些省市領導形容今天的形勢是：“東西南北中，大家往前沖”，都怕擠不上新一趟快班車再被拉下。
走了一路，除了經濟爭搶頭班車，力求發展上新臺階是各省區共有的原始沖動外，宏觀經濟是否會出現問題也是人們議論較多的一個話題。綜合專家學者的分析，可分為“樂觀派”和“憂慮派”。憂慮派有如下三種觀點：
第一種，協調均衡論。經濟學家、上海市人大副主任李家鎬明確表示：高速度上臺階，再整治，再上臺階的做法是種浪費；局部得到，全國浪費，和當年的“大躍進”沒什么區別。他認為，正確的選擇應該是創造各種條件，使經濟在協調發展中獲得最高、最滿意的速度，即創造有條件的、有后勁的速度。他告訴記者，現在這種搞法，誰動手早誰得利，慢了吃虧，所以大家拼命往前躥，經濟必然過熱出問題。
第二種，體制弊端論。原廣東省體改委主任、經濟學家王琢從體制上論述了經濟失控的必然性。他說，原來政府部門的職能是適應產品經濟縱向運行的產物，現在，它同商品經濟橫向運行相矛盾；原來的政府宏觀調節，即以條條管理為標志的死籠子，是適應產品經濟縱向運行的產物，現在，死籠子同活鳥的矛盾日益突出起來，這個活鳥就是商品經濟大鵬鳥。這個矛盾不解決，不是大鵬鳥撞破籠子，就是籠子把大鵬鳥困住。他明確地告訴記者，三年治理整頓是用死籠子把鳥困得半死不活，現在的形勢，可能是活鳥要把死籠子沖破，導致通貨膨脹。他認為，體制不轉換，不論哪一種情況，都會破壞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都會造成巨大的社會浪費。而這種體制轉換絕不是像有的學者所鼓吹的“市場經濟萬能論”，“無為而治萬歲論”。依據廣東13年實踐的利弊得失，他認為：新機制應該是兩只手，一只看不見的手是市場，還有一只看得見的手是政府。只有兩只手有效配合，才是最佳選擇。
第三種，結構失調論。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冒天啟認為，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加快，中國已進入高速發展新階段。但是鑒于傳統的體制結構、經濟結構沒有根本性改變，高速度必然伴隨通貨膨脹的反彈。論據有二：一是中國經濟高速度增長歷來由投資帶來，這次也不例外；二是高速度靠的是信貸膨脹支撐，信貸膨脹助長通貨膨脹。
也有一些人士不認為目前經濟已經過熱，而認為高速度是一個新的經濟啟動點。
經濟學家、上海市計委副主任蔡來興認為，1992年內宏觀經濟運行不會有大問題。經濟增長速度全國原定為6%，估計會到10%，物價指數上升幅度上半年為55%，全年可能為6%～7%。信貸規模雖然擴大了，貨幣發行量也增加了，但問題不大。從較長期展望，核心問題是經濟能否正常循環。
中國有沒有實現高速發展的有可能呢？蔡來興認為完全有可能，關鍵看環境、條件是否具備。他說，從我國南方這些年的實踐看，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驗看，實現起飛總要保持10～20年的發展、20%的出口增長率和10%左右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廣東13年來，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136%，全世界第一，出口增長率20%以上，屬起飛之列。其間雖有波動，但未大起大落。原因何在？在于它擁有了一個強大的出口市場，而且國內市場所占份額越來越大，本質上是市場經濟。事實上，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也是靠市場啟動的。市場取向的經濟改革是保證經濟起飛的條件。
蔡來興認為，分析經濟形勢，不能不重視如下社會新因素：一是伴隨從沿海開放到“全方位”開放的實現，外資正加速涌入。周期性波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資金支持不了，而現在，外資的大量涌入加強了資金的支撐力。二是治理整頓結束后，市場調節和各項改革的力度大大加強，微觀層次上市場調節已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三是資金投入結構發生了變化。以往我國的國民經濟高速度增長主要靠固定資產投資，大量投入資金重復建設，資金循環易出問題。而現在，市場調節力強，加工業本身強大，利益機制對盲目投資已發揮制約作用。另外，政府導向也在發揮作用四是產業結構變化。長期以來，我國的重工業比重過重，輕紡加工業相當薄弱，重工業一加速，受能源交通制約，最終推動原材料和消費品價格上漲?，F在，加工工業比重工業強大得多，生產能力過剩。從上半年看，重工業增長雖高于輕工業，但它受“瓶頸”制約，不會導致輕工業下落。我們面向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大量外匯還可用于進口原材料。另外，消費品充裕，價格又已放開，在供大于求的情況下，輕工企業要把原材料漲價轉嫁到消費品上，東西就更賣不掉，所以不會轉移到老百姓身上。
基于上述分析，蔡來興認為：所謂經濟過熱、原材料漲價——牽動消費品漲價——轉嫁老百姓這個鏈條，如今已不直接。我國經濟已進入一個新的生長期，發展是健康的，沒有出現過熱，更不會出現1988年那樣的搶購風。
把握大勢
我國怎樣才能保持一個好的發展速度？怎樣才能實現國民經濟協調、穩定、持續發展的良性循環？作為宏觀經濟中的一個老話題，伴隨經濟的升溫，今天又突出地擺在社會面前?？偨Y經驗教訓，面對已發生了深刻變化的主客觀條件，國際國內環境，許多經濟學家和實際工作者認為，擺脫經濟周期性痙攣的關鍵是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確立與之相適應的宏觀調控機制，已是20世紀90年代改革開放的大趨勢及重大命題。
對市場經濟的再認識
一些政府部門的領導干部對記者說，小平同志關于“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的論述，沖破了教條主義的舊觀念，解決了市場經濟的姓“社”姓“資”問題，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經濟體制改革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實現新舊體制的轉換，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轉換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有的同志說，以往一談到市場經濟，馬上想到一個“公式”：資本主義=無計劃性=生產無政府主義=經濟危機。其實，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到現在仍然是最好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不是資本主義所獨有的本質特征。西方國家實行市場經濟的實踐表明，市場經濟不一定排斥計劃。西方國家政府是以宏觀政策去體現宏觀計劃的，企業則按照訂單合同去組織生產，這也體現出了一種計劃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們的計劃是滲透到市場中去的，更符合市場的需要，因此也是有生命力的。
經濟專家們普遍認為，我們搞的市場經濟，在所有制和分配形式上仍以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這是與西方市場經濟的區別所在。但無論是哪種市場經濟，其最基本的特性就是經濟的運行是以市場為基礎的，市場是配置資源的基本形式。這也就要求我們必須把整個經濟的運行建立在市場的基礎上，而不是其他。
廣東省體改委主任易振球聯系廣東改革開放的實踐，提出了“市場第一、計劃第二”的觀點。他說，迄今為止沒有一個國家主要是靠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我們不要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要徹底否定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特征的觀點；經典著作關于國家統一組織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的一些前提條件至今不具備；由于現在客觀上還存在著不同的所有制，相當程度上還擺脫不了個體勞動，國家與地方之間、不同地區、不同部門和不同階層之間存在著利益差別，國家計劃就不可能做到各環節平衡；加之現在是由上而下地計劃，由下而上地反饋情況，而統計手段又落后，信息不完全，在這種信息殘缺不全的基礎上制訂的計劃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只有把整個經濟建立在市場上，經濟才能正常運轉。
改革開放13年來，廣東經濟以平均每年136%的速度迅猛發展，經濟效益顯著，即使在全國實行緊縮方針的治理整頓期間，也未出現大的波動，其原因何在？易振球說，這主要是得益于市場取向的改革。廣東先從農業生產、流通領域入手，逐步在整個經濟工作中改革國家集中計劃過多、管理太死的舊體制，縮小國家指令性計劃，擴大市場調節的范圍。經過13年改革，廣東經濟形成了以市場為基礎，農業生產指令性計劃品種已由過去的118種減少到3種，工業方面90%以上的日用品生產由企業根據市場需要自主安排，國家指令性計劃產品的總產值現在只占工業總產值的7%。絕大部分生產資料已實行市場調節，全省計劃統配物資品種已減至原來的1/10。投資也主要是通過市場組織，1990年國家計劃投資占全省建設投資的比重已由1980年的40%多下降到441%，95%靠利用外資、企業自我積累和銀行貸款。這些數字說明，在廣東，市場調節已占主導地位。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發展市場經濟，是廣東高速度高效益發展的重要原因。
事實上，我國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顯赫成就也得益于市場取向的改革。著名經濟學家吳敬鏈認為：“市場取向的改革，是社會主義走向復興的必由之路。沒有十多年卓有成效的市場取向的改革，就不會有我們黨和國家的今天。”
但是，從全國范圍看，市場還沒有發育成熟，市場機制還未在全社會范圍內成為資源的基礎配置者，新舊體制轉換中的矛盾和條塊分割、傳統計劃經濟帶來的結構性矛盾依然尖銳，這些構成了國民經濟難以全面騰飛的主要障礙和公共部門（包括國家預算和多數國有企業）陷于重重困難的基本原因?？梢哉f，我們在20世紀90年代如不進行徹底的市場取向的改革、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就不可能克服這些障礙和困難，從而不可能有我們黨和我們國家美好的明天。因此，人們普遍同意這樣的觀點：“對市場經濟進行再認識并納入我們黨的綱領，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用市場手段解決經濟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