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綱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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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不久前，《時尚先生》主編李翔先生對王志綱先生進行了專訪。在王志綱看來，“時尚”不僅指衣著和打扮的光鮮度，更多的是指思想的前沿度、事業(yè)的知行合一度以及人生價值的實現(xiàn)度等。隨后，《時尚先生》以“what I've learned from 王志綱”為標題刊發(fā)了專訪。
（一）玩票才是最高境界
王志綱，1990年代前后最知名的中國記者之一；從商后在地產圈內以“首富制造者”聞名。
玩票才是最高境界，孔子說過一句話，“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樂之”才是最高境界，就是票友。
現(xiàn)在人們都在追求時尚、追求表面的東西。影視圈里我遇到的所有投資人都說，什么都不缺，就缺好劇本。我說既然什么都不缺就缺劇本，為什么沒人去做劇本呢？這就是一個悖論，它是一個“下地獄”的活。劇本劇本，一劇之本，劇才是本，為什么沒有人去做本而是熱衷末呢？因為這個時代太泡沫化了，誰都想取巧，走捷徑，選擇光鮮的生活。 
其實生活就是這樣，當人們都選擇光鮮的生活，生活就不光鮮了。很多人都選光鮮的東西時，一個人只要沉下心來敢于下地獄，那出來了就了不得，就是稀缺資源。
80后這代人，我也看出來了，他們是痛并快樂著，樂此不疲。我兒子是個記者。春節(jié)的時候為了趕一個稿子都虛脫了，累了一兩個晚上。我說既然這樣你還干這個做什么？是不是很痛苦啊？他說痛并快樂，我說那就沒辦法了，這是吃飽了撐的。像他們這代人起來以后你別小看，當他們真正對這個樂此不疲的時候，金錢打不倒他。
當很多人所追求的名利、地位和虛榮都打不倒他的時候，可能中國就開始產生大師了。
過去很多作家比如托爾斯泰啊都是大地主、大莊園主，這種背景下反而從容淡定，能出傳世之作。早些年中國不少的作家可能就是為了改變命運，寫啊寫啊，寫得滿臉滄桑，甚至為此賠上生命。我曾跟很多作家聊過，包括陳忠實，他們還不接受我的觀點。很多人把文學當作最大的風險投資，后來成為所謂的廳級干部，房子有了，車也有了。
陳忠實也罷、路遙也罷，早期都屬于代課老師這個層面，就是社會最底層的知識分子。現(xiàn)在的人已經(jīng)不可能有那種精神了，就像普羅米修斯盜火種一樣，是用自己的骨頭當作火炬，做不到了。但如果這些人真的不被生活所累，真的到了樂此不疲的時候，反而能真正做到超然、超脫。
其實對于子女的教育，最根本的就是家庭環(huán)境。家庭環(huán)境當中最真實的還是言傳身教，爹媽是個虛偽的人，可能孩子要么虛偽，要么就會變成造反派，就說你是個混蛋，我要當革命者。我也見過一些人，拼命地想當官，當時我就很奇怪，為什么要對當官如此樂此不疲？后來我才明白，他是小官宦家庭長大的，他爹可能就是一個科長，或者一個處長，在那種環(huán)境長大的，對于那種環(huán)境的癡迷就是這樣。
從小我就讓兩個孩子行萬里路。同齡人里沒有人比他們見識更多。他們十八歲前跟著我在全中國旅行。好處是見多識廣、閱歷豐富，壞處就是廣而不精。他們跟著我遇見過華國鋒，見完我說這是華國鋒，他不知道華國鋒是誰，現(xiàn)在長大了才知道，“哦，原來是華主席啊”。包括現(xiàn)在中國的很多商業(yè)名人，楊國強、黃文仔、吳亞軍、那些老板他們小時候就經(jīng)常見。
他們爺爺、姥爺兩邊都是文化人，對文化非常看重。這讓他們對商人一直都是不屑的，后來才懂得不要簡單地否定商人。
要善于“與狼共舞”、與商人打交道，而且要會當“披著狼皮的羊”，你跟狼在一起，但心里是羊就行了。我就是披著狼皮的羊，雖然跟狼在一起，但是內心里還是羊的習性。
我們老家有句話，人在外要“吃得虧，打得堆”，就是一個人能吃得了虧，大家就能夠在一起相處。我跟兒子說，你的家庭條件可能比別人好得多，所以在外面要大度一點，吃飯搶著埋單，這是吃不窮的。
我同商人無縫對接二十年，應該說對商人有很深刻的了解。在我的《第三種生存》這本書里，第一句話就是“老板不是人”。他們都嚇了一跳。我說“他們的眼睛是銅錢做的，看到的永遠是白花花的銀子。他們的鼻子像鯊魚一樣，能夠聞到暴利的血腥氣味，當他們聞到哪里有受傷的獵物就會像鯊魚一樣張開血盆大口撲過去。他們的耳朵是什么樣的呢？納斯達克和紐約證交所任何一點金屬之聲都逃不過他們的耳朵。他們是最大的實用主義者，他們相信只有永遠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朋友，為了利益就算是祖上的冤家也可以化干戈為玉帛，為了利益就算是再好的朋友也可以撇在一邊”。
有一天接到一個電話，一個老板說，他買了八百本《第三種生存》四處送人。我說：“這不是罵你們這個階層的嗎？”他說：“罵得太好了，罵得太絕了，罵得我心服口服啊。”這個人是誰呢？原來哇哈哈最大的對手、廣東樂百氏的老板。
其實我罵這些商人并不是要徹底否定他們，只是要剝掉他們的外衣，把他們的本質講出來。最后我還是肯定他們的，肯定商人的力量和商業(yè)的力量。他們冷酷、他們理性、他們追逐利益、為了利益可以六親不認，但在最后其實是推動了這個社會的前進。你可以不當商人，但你要理解商人，而且你要善于跟商人共處，“與狼共舞”。
到了一定年齡之后就會改變對于問題的理解。孔子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快要六十歲了，能聽進去很多意見，現(xiàn)在我看很多問題都是踩在邊緣線上，但肯定不會像一些商人那樣耍奸耍滑。你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底線。
商人是個很功利的群落，你不要指望和他們成為朋友，他們只有到了最困難的時候才會來求你，沒有困難他求你干什么？每天有多少人簇擁著他？他們的骨子里是想當百獸之王的。每個老板的心里都有一頭熊在咆哮，都想當獅子王，特別是那些所謂的行業(yè)大佬都想稱王稱霸。“萬般皆下品，唯有老子高”。大家都圍著他轉，憑什么他們要拜在你王志綱面前？憑什么像劉皇叔一樣三顧茅廬？憑什么把你稱為“王老師”，圍著你轉？因為你能帶來巨大的利益。
記得我那本書（編者注：《第三種生存》）要出版的時候，一個部下說你這樣得罪了所有客戶，生意還從哪里來？我說我之所以敢這么寫，是因為我是稀缺資源。商人是很實際的，馬克思早就說過，“有百分之十的利潤，資本就蠢蠢欲動了；有百分之百的利潤,資本就忘乎所以了；而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那么上絞刑架的事都干得出來”。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他們是會算這個帳的。黃文仔的北京星河灣項目我取了多少？記得項目成功后他請我吃飯，我打趣說：“黃老板，你真是商人啊，我們辛辛苦苦幫你三年把這個項目做成了，你賺了大錢，而我從你這里收的錢為買你的房又讓你一把賺回去了，什么財智時代啊，做夢呢，那是文化人自己寬慰自己的，還是財富時代、商人時代”。然后他就哈哈大笑。
商人存在的就是追逐利潤，我的價值追求是另外一回事。我只是個票友。黃文仔這個人能干成事，能把我的智慧變成現(xiàn)實。另外北京缺少好產品，需要一個樣板田，讓那些只會吹牛皮說大話的“大炮”，知道什么叫做好東西。好房子是會說話的，通過好東西可以推動北京的城市化和人們的居住水平。我也需要通過這樣一個平臺告訴北京人我們來了。否則大家認為你在廣東能玩得開，在北京就玩不開了。
金錢只是一個結果，三百萬、五百萬是無所謂的，那個時候黃文仔天天陪著我打高爾夫球。我把他的公園搞成了迷你高爾夫球場，他成天陪著我。為什么要陪著我？這就是商人的特點，只要你能給他賺到利潤。但是一旦商人成功以后你趕快走開，他不找你你就別找他。
過河拆橋是商人的本性。很多人作怨婦之狀，我覺得可笑。如果你有這個本事就繼續(xù)前進，走在他的前面不就行了？
我對人性看得很清楚了。有句話傳得很廣，“我們是火箭送衛(wèi)星上軌道”，十五年前我就說過這句話。哪個火箭把衛(wèi)星送上太空之后還抱著衛(wèi)星渴望和它一起在軌道上運轉的？那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你的任務就是自動脫落。
你知道王健林是怎么找我的嗎？給我打了好幾次電話。剛開始我不想理這個事的，還跟我攀老鄉(xiāng)。我說：“我們怎么是老鄉(xiāng)呢？”他說：“我們都是四川人吧”。我回答：“我不是四川人，我是貴州人”。他又說：“聽說你爸是四川人”。我說：“對”。他說：“那就是老鄉(xiāng)嘛！”后來我去了他的萬達廣場。商人是考慮得很周全的。他把幾個大老板都請來了，黃光裕、郭廣昌、還有泛海的盧志強。
王健林這個人很厲害。當出現(xiàn)根本性問題的時候就會撇開所有的一切，直接自己來解決。他來找我的時候就說：“志綱兄，我可以先打幾百萬過來，咱們把事情做了，我們以后還希望合作三年五年”。后來還出了一個笑話，我們的財務傻乎乎的，天天追我，說是要把發(fā)票給人家，不開發(fā)票這個錢就是不義之財，沒法做帳。搞得我三次問王健林：“財務怎么天天追著我說要給發(fā)票？”王健林問：“什么發(fā)票？”我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事后才反應過來，王健林為了加快項目節(jié)奏，擺脫大企業(yè)病的低效，從自己的私人賬號直接打出來的錢。
這很有意思，商人的成功是有他的道理的，平時他可以睜只眼閉只眼，但是關鍵問題上自己肯定要把握。
我從來不指望商人感恩，哪有什么感恩？我只唱《國際歌》，不唱《東方紅》，這是貫穿我一輩子的哲學。國際歌是 “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chuàng)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東方紅》就要倚仗于“人類的大救星”。
要不斷地領跑、不斷地超越，慢慢地就會在江湖上形成一個神話。
我坐在這里，老板大多會過來拜訪我，我原則上不會去老板的公司跟他們見面。他們每次過來都問：“找你們太難了，怎么像搞地下工作一樣？”；“你們怎么不把買賣開大一點？是怕錢砸你嗎？”他們就是不明白，我基本上就是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鉤。你愿意來，我經(jīng)過甄別以后確認你這個人能扶得上墻，大家又很愉快我就跟你合作。如果不是這樣，在商言商我毫無興趣。
（二）一種刺激著我的力量
我當記者的時候人家叫我“記者王”，當時名聲的確很大。我認識很多那個年代幾乎所有的大佬，比如健力寶的李經(jīng)緯、白云山的貝兆漢這些頂級企業(yè)大佬。
離開新華社之后，有兩年是很痛苦的過程。就是高臺跳水轉型。
我決定離開新華社的時候，有段時間天天在廣東從化騎馬蕩舟吃野味。那段時間心里是很痛苦的，我在尋找我的下一個生活方向。大的方向沒有變，但是具體的方式變了。我的自尊心太強了，我離開新華社的時候很多人都在傳，說了一些很難聽的話，說王志綱原來那么牛就是靠這個牌子，離開這個牌子他就完了，甚至有人斷言以后我還會用新華社這塊牌子招搖撞騙。
為什么叫做“王志綱工作室”？我的自尊心強，特別敏感，既然離開了就一刀切，就用“王志綱”三個字，跟之前沒有關系。到今天為止跟我打交道的百分之九十九老板，根本不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歷史，我也不想講。
當時離開的時候給自己設計了一個頭銜，叫做“自由撰稿人”“獨立制片人”“市場策劃人”，三位一體。我希望通過撰稿養(yǎng)家糊口，這個本事還是有的吧？還有一個是“獨立制片人”，因為我愛好影視，就想拍片子。第三個是“市場策劃人”。第一個是能夠吃飽飯的；第二個是前進一步的，當時我拍了五六個片子，覺得很有感覺，還想繼續(xù)往下走；第三個市場策劃是想探索這個未知的領域。
有一次我拿名片給一個老板，那個老板看了之后就說：“要獨立、要自由、要發(fā)財，哈哈，天下哪有這么好的事？不當孫子能發(fā)財嗎？”但是現(xiàn)在我見到他，他就說“王大師啊，你是對的，要獨立、有自由、得發(fā)財，哈哈！”。
后來無意當中發(fā)掘了竇文濤。當時我做片子成本有限，我要扮演評論員，得找一個主持人，說白了就是找個話筒架子。他們給我推薦了中央臺一個當時很有名的主持人。我把他的節(jié)目調過來看。我說不行，這個是小白臉，而且還牛皮哄哄的要價很高，我成本有限。我這一輩子就愿意提攜新人，不愿意用那些自以為是的。我認為就像牛初乳一樣，牛最好的奶是牛初乳，奶出多了就不行。這個小孩出場費要一萬塊錢一期，不行，我找新人。找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