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綱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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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第258期
作者：王大騏（本刊記者，雙胞胎哥哥，生于1985年） 林小驥（《中國企業家》記者，雙胞胎弟弟，生于1985年）
王大騏（本刊記者，雙胞胎哥哥，生于1985年）
父親總說我和弟弟是他的陰陽兩極，分別代表感性和理性，不知道這是15分鐘的出生時間不同導致，還是基因中已注定，總之這都是我們第一次動筆寫自己的父親，一個用26年時間采訪的對象，其過程可謂艱難。
這篇稿件刊發前的一個星期，我的爺爺剛剛在貴陽去世，王家的最后一個老人就這樣走了，葬禮上我并沒見到父親的身影，他去梵凈山看一個高爾夫球場的項目。邀請他的老板知道此事后，驚訝于他的“偉大”，認為這太不可思議。
（2004年7月右：大騏，中：小驥 和父親在新疆帕米爾高原）
我跪在靈堂堅硬的地板上，心里一直在咒罵。
關于死亡
火化結束后的晚上，父親請親戚朋友們吃了一頓飯以示答謝，擺了足足4臺，喝了不少茅臺酒（他只喝茅臺），最后在酒店的房間里，我問他為什么缺席，他說他相信的是厚養薄葬，在老人有生之年盡孝，死后一切從簡，并引用了陶淵明的一首詩：“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他認為人死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這樣才能徹底與山川湖海相容，并且他也知道自己當天不能出現在現場，因為那會導致很多老板來送大禮，這一下就壞了規矩。
父親是一個很直率的人，他鄙視葬禮上假惺惺的哭啼，更欣賞放浪形骸的古人對待死亡的態度，他們放聲歌唱，縱情大笑，以慶祝這一節日的到來。我在葬禮上恰恰有幾次差點大笑出來，一次是裝神弄鬼的法師帶著我們一幫孝子賢孫繞著爺爺的靈柩奔跑，一次是面對臺下七十多號人，聽大伯念悼詞的時候，死亡帶給我最多的竟然是一種滑稽感。我們對任何東西都失去了敬畏，祖宗早已不是神靈，而流于形式了。
狼性
父親是小縣城里出來的人，全家總共6個子女。在那個年代，孩子的命似乎都不太金貴，也許是太多了，根本無暇顧及，每年夏天在河里淹死幾個也是常有的事。父親一次走遠路去親戚家參加婚禮，那時才十來歲，大人們作弄他，灌了他不少米酒，回家的路上他就躺倒在了麥堆里，整整睡了3天。一個好心的農婦用水把他澆醒，給他喂了些飯，緩過勁后接著上路。進了家門，迎接他的只是一句“回來啦？”
父親于是也這樣教育我們，從小就把我們踢到水庫里學游泳，小學的時候給了我們幾十塊錢，讓我們獨自在昆明城里玩，10點前不讓回來。六年級被送去跟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教頭學跆拳道，并且是全封閉，一待就是一個月，每天光著腳在石子路上被汽車趕著跑。學完跆拳道，父親曾讓我和弟弟對打，最后我一個飛腿把弟弟的嘴唇踢爆了。16歲去美國時，當其他家長都在機場哭成一片的時候，他只來了句：“走吧！”接著扭頭就走。當母親多次擔心我們就此消失的時候，他的回答總是：“優勝劣汰，既然這樣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可惜這些都沒培養出我們的狼性，我們小時候從來就不像父親，我們欠缺西方人提倡的領袖才能，也不是孩子王。在碧桂園小學，因為是“北佬”，我的床鋪經常被暴發戶二代用水淋濕，冬天洗澡的時候門常常被踹開，然后嘩地一盆涼水劈頭蓋臉淋過來。初中時，弟弟每個星期都被同一個人按在地上，當眾羞辱。這些事我們從不跟父親說，因為他是個陌生人，因為我們是知識分子家庭。當時我也不能還手，因為人家有幾個高年級哥哥，我只能學古惑仔，認了一個喜歡戴蛤蟆鏡的同學做大佬。
巨大的沉默
我很少跟父親在家里吃飯，他總是抱怨飯菜跟豬食一樣。從小父親就帶著我和弟弟走南闖北，就連留學在外的幾年也不例外，暑假回國永遠都是一次次精彩紛呈的旅行。那段時間里，我幾乎走遍了中國大江南北，每次都被強迫寫下游記和感想，為的是“不像驢子一樣轉一圈”。我們吃的是“大鍋飯”，每頓飯臺面上幾乎都能見到不同的叔叔和阿姨。如今，每當我們在同一個城市，他都會打電話叫我去吃飯，每次去也還都是一桌桌陌生的面孔，雖然那些面孔往往就是中國一副副活生生的權力金錢臉譜。
多年以來，這些飯局的內容千變萬化，但主角卻只有一個。我有時會為父親的滔滔不絕感到窒息，這徹底擠壓了其余人發表言論的空間，也讓我成為了眾多沉默者中的一員，喪失了與父親交流的機會。
父親曾當著眾人在飯桌上毫不留情地數落我，以致我因為羞辱差點哭了出來。這樣的場景重演幾次后，父親又開始大大地夸獎我，他把我出的一本關于留學經歷的書說得天花亂墜（這是他的強項，不管你怎么定義，是“忽悠”也好，是思想也好，他一直保持著這樣一種兼具理性和激情描繪事物和遠景的能力），一激動甚至說我的鏡頭感很強，以后應該搞電影，他先給我砸兩個億。
可你不得不承認，壓倒眾人的氣場，以及信心爆棚乃至于夸大其詞的“演說”，卻往往是老板和官員信服你的兩個條件。混沌無所知的中國，我們每個人每天都在給自己打雞血，希望自己能跑到最后，而不至于被這個飛速旋轉前進的時代拋棄。
父親在我們出生不到半年就去了新華社內蒙分社當記者，一去3年，偶爾回家。平時只靠和母親通信，如今一大摞的信件還保存著，里面竟然沒有絲毫肉麻的情愛，充斥著的是關于工作和未來人生的討論。于是乎，從小我就認識到記者的行當注定是要“妻離子散”的。我的姥爺當年在新華社甘肅分社也是無暇照顧媽媽，反倒是母親從小在家里做飯等姥姥姥爺回來吃。
新聞
我在蘭州的家里曾看到過一張父親大學時期的照片，他在里面相貌英俊，目光如炬。我母親說，這就是銳氣，也正是你們身上最欠缺的。
父親從來就拒絕把新聞做成“易碎品”，他總惋惜我做記者兩年多，并沒寫下太多有文獻價值的文章。而每次見面，他總能一口氣說出10個新聞選題，聽的時候興奮，可具體落實卻是無比困難。當我抱怨印度之行并沒采訪到重頭人物時，他說這并不重要，好的新聞記者眼里處處是新聞。
1986年，當他成為新華社總社小分隊的一員時，被分配到的題目是：開放改革促進了精神文明建設。按照慣例：手中有了點子，只要下去找幾個例子，就可以關起門來寫稿子。可他卻選擇了廣東作為考察地，在完全沒有找過任何一位省市領導人采訪的情況下，只靠與基層干部和群眾打交道，就寫出了《廣州人經受了三次沖擊波》。
而當我言語中充滿了對中國未來的消極論調、對老板的不屑一顧時，他總說我是“一根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儼然一個憤青。
他認為，在一片光輝燦爛中肯定有陽光照不到的陰暗面，更為重要的則是，在一片污泥濁水中也說不定會長出一朵鮮花。用一個角落來證明陰暗同用一朵鮮花來證明純潔一樣，都是實用主義。要歷史唯物主義地反映時代真實，就必須大跨度地立體地透視出事物發展的歷史進程。
之后的《中國走勢采訪錄》是在70天縱橫中國的采訪中寫出來的，那時我們住在五羊新城的家里，廣州炎熱的夏天沒有空調，熟睡的我半夜起來，睡眼朦朧地總能見到屋外亮著燈。那是父親在“爬格子”，伴隨著他端起水桶沖濕自己幾次的聲音。那時沒有谷歌和百度，資料全靠自己手抄，寫這篇文章時，我的電腦旁擺放的是塵封已久的一摞摞采訪本，里面潦草的字跡記錄的正是改革開放初期一個年輕人無比活躍的思想歷程。
年輕的父親仰慕政治家般的新聞記者，他們是黃遠生和范長江。他曾說，“真正的記者敢于碰硬，敢于縱論天下風云”。他也從不滿足于“一問一答”的舊辦法，而必須與采訪對象以爭論的方式，撞擊反射，刺激出新的思想。
如今的父親開始變得柔軟，他每個星期會主動打電話來詢問我的工作，還會在微博上關注和評論我的留言，當我大喊大叫的時候，他也不說我“日鼓鼓”（大概是很二的意思）了。
一次在香港，他突然塞給我一些港幣，讓我吃些好的。接著在我獨自一人去夏威夷前，他又給了些美金給我，最近一次是在悉尼的賭場里，當我輸完了桌面上的籌碼之后，他把自己的分了些給我，臨走前又塞給我300澳幣。不知為何，這總讓我想起小時候課本里的那篇《背影》：父親冒險翻過鐵路路基，為的是到站臺另一邊去給遠行的兒子買幾個桔子。
林小驥（《中國企業家》記者，雙胞胎弟弟，生于1985年）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對于中國的一切認識幾乎都源于我的父親。
游船從葛洲壩的水閘中緩慢地駛出，來到了寬闊的江面上。月光下，兩岸的山脈只能看出大概的輪廓，悠長的汽笛聲在峽谷中回響。站在船頭，父親逐一背誦起那些關于中國大江大河的詩詞，從前后赤壁賦，到李白、杜甫描寫三峽的詩篇，每背一段，他都會跟當時仍在上初中的我繪聲繪色地解釋詩詞的意思和出處。我似乎感受到了古人游弋于山水之間的豪邁。（圖片：1978年父親考入蘭大，曾入選蘭大籃球校隊）
從小到大，父親跟我相處的大多數時間都是在類似的旅途中度過的。瑣碎的家庭生活從來引不起他的興趣，他喜歡在外面跑，以至今日他還以自己“每年坐150次不同的飛機，睡200張不同的床，吃300頓不同的飯”而驕傲。上小學的時候，就曾跟正在拍紀錄片《北方的躁動》的父親轉遍了膠東半島，青島蔚藍的海水、煙臺的蘋果及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炸蟬讓我至今難忘。
上了初中，父親也已下海3年，在市場上建立起了自己的江湖地位，從“王記者”變成了“王老師”。每到節假日，父親就會趁著某地邀請他去看項目的機會把我們一起帶上，他從不用操心安排行程，到了當地總是有人盛情款待。對于居住的城市深圳，當時我們知道的很少，甚至連商場都沒逛過，然而初中還沒畢業，我和哥哥卻已游歷了大半個中國。
除了頻繁的出差，父親在家中的日子也時常有來自各地的人登門拜訪。如果是炎熱的夏日，父親就索性穿著件白背心、大褲衩，踩著拖鞋在會客室里和朋友神聊。而我一般則會搬個板凳坐在旁邊聽他講各種出差見聞、老板成功的幕后故事。回到學校宿舍，再把從父親口中聽來的新鮮事添油加醋地轉述給同學，很快，在班里我就獲得了“水王”的外號——廣東人把吹牛叫吹水，他們對我所講的各種見聞總是半信半疑。但在父親面前，我卻始終只是一個聆聽者。
也許是在外面見的東西太多了，到了高中，面對中國課堂上老師刻板的講課，我興味索然，每天在課桌底下看著從家里帶來的各色書籍。到了高二，學習成績已是慘不忍睹，于是被父母送上了飛往英國的航班。沒想到一出國就在外面呆了6年。國外雖然有藍天白云、保護非常完好的自然風光，當地人也大多不愁吃穿，但生活卻仿佛是停滯的，感覺不到在中國那種身處巨變中的沖突和矛盾。
每年暑假回國，父親照常會帶著我們在全國各地轉。那時父親公司的大部分業務已變成了為中國各個城市及區域的發展出謀劃策，這就意味著每到一個地方，我們不僅能體驗當地的風土人情，還能聽當地官員講述他們發展中遇到的各種困難與挑戰。“太陽每天都是新的”，父親經常這樣描述自己的工作。跟隨父親，我們在四川甘孜州和康巴漢子一起在草場上狂歡，他們的馬隊在我們的車邊馳騁；在東北的黑河，我們渡過黑龍江的河水來到對面俄羅斯的遠東重鎮布拉維申斯克，與當地政府商談兩座邊疆城市未來的合作；在新疆的喀什，我們起個大早在市里古舊的清真寺外聆聽阿訇洪亮的誦經聲。
跟隨父親，走遍中國。這塊土地對于我來說已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而是一個可以分拆成許多獨特區域的集合體，每個里面都有鮮活的記憶。所以，大學畢業以后，我立刻回到了國內。
父親說：“你在全中國也找不到像我們這樣讓人興奮的工作。”于是我進入了父親的公司，開始奔波于中國的各大城市之間。在同事面前，我從來不說“我爸”，也開始稱呼他為“王老師”。但被經理、同事照顧卻仍然是躲不掉的。更重要的是，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對于中國的認識完全源自父親，缺失了自己尋找的整個過程。
“他說你要逃離他的陰影。”父親公司的一位區域經理向我轉述時，我能夠看到文章說這話時的失望心情。在父親手下工作兩年后，我成為了一名記者，在媒體圈沒有多少人不知道父親的名字，他是他那個時代最有名的記者之一。
義烏國際商貿城，全世界最大的商品批發市場，站在里面面對數千家店鋪，很容易讓缺乏目的的人迷失其中。來到這個被媒體報道過無數次的中國改革的樣本城鎮已經第三天了，我試圖找到它最近的變化。之前在父親公司工作時，輕易能見到的各部門政府官員突然變得異常繁忙起來，以至于無法接受采訪，惟一接受我采訪的一位外貿局處長惜字如金，不斷地問我到底想報道什么內容，我真希望能明白無誤地告訴他。
在快捷酒店的房間里撥打了n個電話卻無法約到采訪對象，不知所措了兩個小時。這時手機顯示父親來電了。他問我采訪進行得怎么樣，我含糊其詞。他接著告訴我，他正跟吳曉波和《第一財經日報》的老總秦朔在上海一個會所里聊天。“曉波在那邊認識一個編輯比較熟悉當地情況，可以幫你聯系一下他。”還沒等我回話，電話那邊已經傳來了吳曉波的聲音，讓我過10分鐘打電話給《南華早報》的編輯。“動用那么多資源幫你，再寫不好就說不過去了。”父親說完這句話就掛了——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陰影。
祝父親節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