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綱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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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飛機上看到《21世紀經濟報道》的一篇文章，是過去我在新華社的一位同事趙憶寧寫的，題目叫做《麥迪森影子：中國6年后“趕英超美”？》。
文章說，麥迪森用“購買力平價法”，而不是當今世界通用的GDP核算方式，得出結論說，“到2015年時，中國GDP將超過美國，還高出7%。”在法國貢比涅的家里，麥迪森告訴了這位記者一個顛覆性的結論。看完這篇報道，我非常感慨。
進一步聯想到最近幾年，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西方國家的政客與學者連續炮制的一些極力“捧殺”中國的詞匯，從牛津兼哈佛歷史學教授弗格森的“中美國”和 “G2峰會”開始，布熱津斯基的“非正式的兩國集團”和基辛格的“命運共同體”先后出臺，直到希拉里的“同舟共濟”，美國及西方國家傳遞的一些信息，給人感覺是像在“手淫”中國。
同時，與之相呼應，近來在華人圈的媒體上，一股配合美國“G2恩賜”的聲音也不斷增大，大有沖擊中國現行政策的架勢，搞得國人有點飄飄然，開始“意淫”世界。
無論是“中美國”和 “G2峰會”，還是中國6年后“趕英超美”，我們千萬不要被這種假象所忽悠，否則自我陶醉會誘發民粹主義的泛濫，隨之那些自大和輕佻也就自然而然地冒出來了。
當年，日本就是被西方國家所“捧殺”的典型。上世紀80年代，伴隨日本經濟的崛起，美國駐日本大使的《日本世界第一》等著作的問世，日本頭腦開始發熱，身子開始發飄，國內民粹主義開始抬頭，終于向世界，尤其是美國發出了《日本可以說“不”》（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的同名著作）的聲音。
此時，伴隨日元的升值，日本的財富一夜之間被放大了若干倍，日本人狂妄的不得了，紛紛走出去，大量的資金開始涌入美國。這些資金小則買樓炒地，中則購買洛克菲勒中心和帝國大廈等標志性建筑，大則甚至要買下整個夏威夷。在一片“叫好”聲中，日本掉進了西方設置的陷阱，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導致了長達十年的衰退。
“捧殺”的人也許有些是出于由衷的贊嘆，但關鍵是被恭維的人如果沒有清醒的頭腦，因此做出一些蠢事，那后果就可怕了。
當年，日本的崛起依靠的是兩件利器：一是以汽車業和家電業為代表的傳統制造業，它以無可匹敵的成本優勢，在世界上遙遙領先；二是，由于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美元獨木難支，美國就逼迫日元升值，此時日本的財富瞬間暴漲，于是日本人紛紛拋棄勤勞敬業的精神，開始從事帶有濃厚投機取巧色彩的所謂資本運作。
而這時的美國卻悄悄開始實施一項影響深遠的國家戰略，那就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革命，隨后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設如火如荼般展開。
伴隨著日本經濟泡沫的破裂，迎接日本的是長達十年的經濟衰退，而此時的美國卻產生了一個新的跨越，率先進入信息時代，重新成為世界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和解釋者。
IBM在信息網絡方面、英特爾在芯片制造方面、微軟在操作平臺方面，僅這幾家美國大企業，基本上就控制住了信息時代的命脈。最終，美國仍然延續無可爭辯的世界經濟霸主地位，世界首富還是出在美國。風水輪流轉。現在，世界又在拼命“捧殺”中國，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計算，中國的經濟總量的確是被低估了。今天，我看到報道講：根據韓國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在面向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以及實現工業化的20個國家(G20)進行的評價中，美國和中國分列第一和第二位，在世界綜合國力領域形成了中、美兩強格局。于是，國內所謂的專家學者就出現了兩種傾向，一種是沾沾自喜，另一種則呼吁要謙虛謹慎。這兩種態度在潛意識里都自我膨脹的心理在作祟。然而，事實上中美之間的差距絕不是一組數據的游戲，而是天壤之別。
這次，我到了美國深切地感到，即使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計算，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但要超越美國，在我看來五十年后都希望渺茫。中美之間的比較，就像一個煤老板式的暴發戶與一個具有品牌和機制完善的大企業，那是天壤之別。
前者是靠殺雞取卵式的資源開發而一夜暴富，獲得的是浮財，很可能來得快也去得快；后者則是依靠機制、管理、網絡、文化來獲取利潤，沉淀的是資產，并且由于有一個健全的機體，可以源源不斷創造財富，實現可持續發展，兩者之間根本就沒有可比性，完全是兩碼事。
我每次去美國和歐洲，都要比較它們與中國的發展模式。這次美國之行，其中一天我從內華達州的的雷諾飛到西雅圖，歷時兩個小時，大約有1500公里左右，從空中往下看80%左右的資源是森林，還有10%是湖泊，只有剩下的10%是城市。其中很多是原始森林，根本就沒有動過。而我們這邊則是烏煙瘴氣，“三高一低”（高污染、高排放、高投入、低效益），殺雞取卵，涸澤而漁，毀壞自然，破壞環境，通過這些手段獲得的巨額財富，是一種難以持久的浮財，根本不可能持續。
美國本土的森林是很少被砍伐的，石油也基本不開采，盡量都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外部的資源。而我們則是赤地千里，到處都被開膛破肚，礦藏基本上已經開采得差不多了。所以才產生了和澳洲礦產巨頭們的國際糾紛，才有了他們的商業間諜讓我們損失了七千億元的說法。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們已經被人家掐住了脖子，在這場交易中不得不多支付七千億元，因為不用人家的礦石，我們就開不了工。
這就說明我們不能僅僅盯著總量，還要關注發展的質量，更不能忽視一個“人均”的概念。按照人均GDP計算，中國僅僅達到美國的八分之一。美國的國土面積與中國的差不多，但美國的國土有效利用率高達80%，而中國的有效面積才30%左右，人家是我們的近3倍。還有，美國的人口僅有中國的1/4，這樣一算我們人均擁有的資源數量頂多只有美國的1/6，而且我們的資源很多已經被挖光，祖宗飯已經吃完了。而美國不但大部分沒動，而且還大量儲存資源，以備不時之需。這樣一靜一動，差距只會越拉越大，此時提出趕英超美，根本是不不可能的事情。
尤其是眼下這種不計成本的“保8”，如果還是延續過去那種殺雞取卵、不擇手段的粗放式發展，最后可能8%是保住了，但帶來的卻是生態的破壞、環境的污染、資源的糟蹋，而且這種發展很快會難以為繼，這將是很可怕的后果。
由此我感到，第一，中國要反對“棒殺”，但更要警惕“捧殺”，不能頭腦發熱，身體發飄；第二，不要既希望于在近期的三五十年內超越美國；第三，中國的發展模式注定不能走美國道路。
但非常遺憾，我們現在正在重蹈美國的覆轍。汽車業泛濫，房地產狂飆，奢侈品追逐，資本投機成風……這種種跡象表明中國正沿著“美國之路”越走越遠，正在與科學發展觀背道而馳，正在陷入不可持續發展的泥潭。
尤其需要警覺的是，中國當前應對危機的四萬億投入，非常類似2001年美國政府的做法，即以流動性來對抗蕭條，最終釀成此次資產泡沫和金融危機，我們不應該步其后塵，飲鴆止渴。
今天的中國所面臨的困局，就像上世紀八十年代泡沫經濟前的日本。在日本經濟的轉型期，自民黨政府出臺了“穩定與協調”的政策，其核心就是穩定就業。以喪失快速調整經濟結構的能力為代價換取就業穩定，這個原則最終把日本引向了泡沫經濟，這就好比“溫水煮青蛙”。
這次發軔于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對于中國本應是一次難得的歷史契機，我們應對危機的手段應當是使那些落后、粗放的產出方式浴火重生，而不是在保增長、保就業的口號下讓它們全部死灰復燃。
最后，中美之間比較下來，中國根本的出路還是在于要堅持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科學發展觀。還是要在發展的質量和方式上做文章，不僅制造業要升級，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文化創意產業、旅游休閑產業，才是我們大力發展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