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創新是人類永恒的主題。
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中美兩國橫跨太平洋,保持著前所未有的頻繁交流。美國是全世界高科技研發的制高點,中國是全世界高科技應用規模最大、最具潛力的市場。數十年來,中國在技術換代、產業升級的道路上進行了異常艱苦的探索,但是,要想實現從“拿來主義”到中國式創新,談何容易?
硅谷是整個信息時代的高峰,一次次的變革人類社會,吸引無數中國精英投奔取經,甚至落地生根。而當下中國的信息產業已經實現了跨越,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時代更是踏上了新的臺階。中國資本也開始走出國門,在硅谷收購技術,孵化創新。
輝煌總是屬于歷史,開拓總是屬于勇者。十年磨劍,中國已經涌現出一批根植于本土,極富特色的創新區域,開始以中國式創新顛覆世界的游戲規則。在下一個時代,中國與大洋彼岸的硅谷,又將擦出怎樣的火花?
帶著一系列的問題,今年“五一”期間,老王專程帶企業家朋友們前往硅谷考察,一探究竟。
這次去硅谷,我帶著二十幾個企業家,看了谷歌和蘋果,又參觀了當地的幾家非常著名的孵化器,最后還參加了中國瀚海在硅谷主辦的創業節。中國資本都已經到美國辦孵化器了,這是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
宴前林中散步合影
在二三十年前,美國是社會發展的頂級階段,中國才剛解決溫飽問題,兩國經濟差距實在太大,所以很多中國人都以“洋插隊”的方式去改變自己的命運,跑到國外去了,這實在無可厚非。在硅谷,我就遇到了一些原來清華大學的優秀畢業生,他們告訴我,這些年來陸續有兩萬多清華校友到這里落腳,以至于前些時間清華校慶,在美國的校友比在中國的還多。
這就像我們那時候還劃著獨木舟,美國已經是航空母艦了,有機會的人肯定會想辦法去航空母艦上當現代海軍的。中國大批高素質的畢業生到了硅谷,成了這個生態叢林里的廉價勞動力,成了碼農(編程人員),這是一個很苦澀的現實。中國人對整個硅谷的蓬勃發展,其實做了很大的貢獻。
反觀國內,早期像張朝陽、李彥宏這些人,去美國留學,舀了一勺湯帶回國,就像從天堂取經了一樣,把硅谷的創意變成了中國的搜狐、百度,迅速獲得成功,打造了第一代互聯網平臺,一下子就成為中國的英雄人物。
不得不說,即使是處于萌芽期的中國互聯網市場,也一直蘊含著巨大的潛力。
現在,硅谷出現了一個更有意思的現象。大批在硅谷創業的人,都開始往中國走了,有些甚至橫跨太平洋,一腳在中國一腳在美國,兩邊都有事業。他們的老板不但不怪他們,反而還樂享其成,積極性很高,支持他們到中國去創業。
智綱智庫及企業家團隊與霍夫曼船長討論交流
硅谷的孵化器之父霍夫曼,寫過《讓大象飛》,專門就講硅谷創業。這次他百忙之中抽了半天時間來陪我們,給我們講硅谷的歷史,下午就急不可耐的要到中國。他說現在出差最多的地方就是中國,硅谷想繼續前進,是離不開中國的。果不其然,半個月后的貴陽數博會上,霍夫曼又來了。
還有一些中國的高科技企業也到美國去收購技術去了。像漢能,是做薄膜發電的,不僅在全中國布局,還在硅谷收購了一家薄膜太陽能公司。美國在這個領域探索最早,為什么會賣給中國?一個原因是漢能出價高,另一個原因,中國是世界上技術落地和應用能力最強的國家。
像中國很早就想做高鐵,最先進的高鐵技術一直被西方封鎖,但中國一旦突破,一下子就建成了全球最快、最長的高鐵網絡,這種效率,這種市場規模,堪稱世界奇跡。現在很多老外來中國搭高鐵,看到時速300公里都嚇壞了,說怎么這么快,還這么穩!其實我們都見慣不怪了。
在硅谷最高點的瀚海閣,中國在硅谷的企業家朋友設宴歡迎王志綱一行
我的手機在美國經常找不到信號,還是在硅谷!酒店的WIFI收費又非常貴,一到房間信號就斷,搞得我經常和外界失聯,沒想到美國這么落后。在中國隨便一個山旮旯里拿著手機都能暢游。美國的朋友說,這是因為美國是純粹的市場經濟,電信業都被幾個巨頭壟斷了。在中國,通信網絡帶有公共品色彩,由政府統一建設,那么大的國家,遍布各個角落,這就是川普最羨慕的中國效率。
現在真是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出現了一個新認知,出現了顛覆和洗牌。中美之間剪不斷,理還亂,其實誰也離不開誰,互補性極強。
不光美國的技術,包括歐洲以及全世界的先進技術和高端資源都要嫁接中國動力,這樣才能分享中國作為世界發動機的紅利,才能共贏,這是世界性的趨勢。
智綱智庫作為民間智庫,必須研究和總結很多趨勢性、規律性的東西。在七八年前,我還專程跑到印度,去考察風頭一時無兩“亞洲的硅谷”班加羅爾。
當時歐美有很多高科技企業把各種研發、服務都外包到這里,華為、中興以及很多中國電信行業的大鱷也到班加羅爾搶灘。那時候的中國,不但趕不上硅谷,在亞洲連印度都趕不上,我心情非常沉重。
中國人不聰明嗎?肯定不是。中國要走向世界,首當其沖的就是語言的坎。印度本身就是英語國家,在語言上占了便宜,與硅谷又有天然的聯系,才搭上了互聯網時代的快車。
我還記得一個笑話,三十多年前我還在新華社,當時內部正在推廣學英語和學打字。有一次總社社長來廣東,我負責陪同,他在我面前秀英語,然后問,小王,你英語水平怎么樣啊?我就給他講了個電飯煲理論。
我說我們很多同志學英語,就像用保溫檔煮飯,不斷耗費電能,但永遠都是夾生的,我才不想干這種事,我要把寶貴的精力放在關鍵的事情上。他說,不學英語怎么走向世界呢?我就說,第一,如果組織未來讓我走向世界,我保證用一兩年攻破英語,絕對不會煮成個夾生飯。第二,我可以大膽想象,在我們有生之年,中文一定會變成世界性語言,英譯漢一定會被智能機器取代,一定能把我們解放出來。社長說我是給偷懶找借口,結果現在居然全變成現實了。這次我到美國,拿著一個智能手機還有翻譯軟件就能暢通無阻,而我看到身邊的很多人,經常在很多沒價值的事情上耗費時間,真的就像用電飯煲煮夾生飯一樣。
但是有個坎我一直過不去,那就是打字。過去中文輸入不是用拼音就是用五筆,我一口貴州普通話,拼音拼得亂七八糟,學五筆背了一星期字根表,頭痛的不行,所以我就放棄了,從此遠離電腦。后來我那些年輕的手下們,成天用QQ,說誰又潛水了,誰又冒泡了,誰又拍磚了,我都搞不懂是什么意思。
沒想到,智能手機的出現居然把我拉回網絡時代,成為一名參與者、感受者和分享者。
智綱智庫及企業家團隊參觀Google
我的第一臺智能手機是三星的,功能很多,我也開始用起了微博,后來微博又迅速被微信取代。微博在我看來就是個廣場文化,誰都能在上面胡說八道,隨地吐痰,還沒人管,讓人不堪其擾。微信就不同了,它是一個客廳,上面都是我認識的人,可以交流分享,每天都離不開了。當然,后來微信變成了酒店的大堂,兩個人隨便打個照面就要互相加微信。不過我還是堅持把微信當做我的客廳,不是熟人朋友,絕不亂加。
后來我換成了蘋果手機,這一來可不得了,中文可以大行其道了。它的手寫系統非常發達,我現在都不用鋼筆寫字了,就直接用手指頭在手機上寫詩、寫長文,完全沒有問題。
最最重要的,是智能手機解決了我個人用錢的問題。我過去出差,老婆把錢整整齊齊的碼好放在包里,回來了還要仔仔細細的數清楚用了多少,還要如實交代。現在手機上又能支付,又能轉賬,還能發紅包,我在外面花錢方便得不得了,開心得很,回來老婆還不好查了!
智綱智庫及企業家團隊抵達蘋果公司
智能手機真是把我們這些五零后的人全部拽了回來,更不用說八零后、九零后的新一代了。我們這些人聚合在一起,中國一下子就有了八億多的用戶,馬上就是全球第一,這個規模全世界到哪里找啊!
這么一個龐大的市場,從皇親國戚,到販夫走卒,到田間地頭的農民,全都能用手機進行迅速交流。我貴州老家的山里有一個經營茶園的堂妹,我在美國的時候,可以通過手機音頻、和視頻對她進行指導,幫助她的茶園經營從低端走向頂級,這些在過去都是不可想象的,現在都屢見不驚了。
有了龐大的市場規模,中國逐漸形成了商業創新的生態叢林。在這個叢林里面,蛇蟲螞蟻,飛禽走獸,按照物競天擇的方式,形成了天然的食物鏈。一個優秀的、偉大的企業家,真正的成功就在于做生態,當生態成型以后,很多創新,很多發明創造都是出人意料的。
互聯網產業在中國能夠迅猛發展,和中國人的性格有著很大的關系。中國人拿著硅谷來的點子,到中國克隆復制,再通過不斷的延展和各種微創新,玩出了各種花樣,產生了像騰訊和阿里巴巴這樣的巨頭。
馬云和馬化騰在本質上都是很優秀的人,但是即使沒有“二馬”,在中國的互聯網大潮中,也會出現“張云”、“李化騰”。“二馬”可以說是歷史的選擇,當中國的市場在呼喚獅子王的時候,“二馬”成功的扮演了這個角色,用一句玩笑話說,是上帝選擇了他們。
王志綱先生對話硅谷創業節(瀚海控股集團主辦)
馬云這么一個長相古怪,在以貌取人的時代連工作都找不到的青年,現在居然被冠以“外星人”的光環,和阿里巴巴一起縱橫世界,掌握著全球最大的電商市場和互聯網金融,然后跑去美國和川普搞外交,幫美國解決就業問題,這在過去是想都不敢想的。
還有馬化騰和他的騰訊,當初求爹爹告奶奶的要賣掉都沒人要,現在市值都已經兩萬億了。他的成功,難道只是靠技術嗎?我曾經和騰訊的一位創始人聊過,馬化騰不是天才,也不是“三年早知道”的先知,他的成功,主要還是在于沒有亂折騰,順勢而為,而最根本的,還是拜中國龐大的市場規模所賜,還有這里面的大生態和小生態。
大生態就是我們講的天時、地利、人和。
例如全球化,還有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不是純粹的市場經濟,而是計劃式的市場經濟。在高新科技的推動上,一方面由政府出臺扶持政策,讓國有企業率先進行新技術落地,創造出巨大的市場潛力,另一方面私人創新主體在市場的召喚下不斷加入,再加上民間資本的逐利行為,迅速將新技術的應用成本大幅降低,讓技術在中國迅速普及。
智綱智庫及企業家團隊參觀著名孵化器公司Plug and play
中國式創新的內在邏輯,就在于全球技術能夠在中國加速落地,并激發中國本土的創新超越。中國在航空航天、新能源、互聯網這些決定未來高科技的領域,已經可以與歐美齊平,在大數據、人工智能領域也將可能與美國并肩引領全球。這種“政府先行,市場推動,資本加持”的高新技術落地模式,正是中國的特色,只有在中國才能發生。
而在大生態之下,聰明的商人會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小生態系統。像阿里巴巴和騰訊就會有意的為一幫專門搞創新的小企業創造空間,就像養一群吃草的羊,等哪一只羊長大了,他們就像獅子一樣一口把羊吃了,把人家收購了。這就是大企業的玩法,于是“二馬”越吃越壯,胃口越來越大,現在都跑到國外找羊吃去了。
所以創新本質是一種生態叢林文化,它孕育著許多人類不確定、不可知的萌芽,是許多偉大的創新和創意的起點。而在中國的土壤上,怎么培育一個創新生態圈,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與市場的互動。
王志綱工作室二十多年來總結出一個重要的規律,在中國,任何戰略都要講究“一枝獨秀,兩場統籌,三老滿意”。一枝獨秀,指的是任何事情都要把制高點、魂和未來的趨勢找到。兩場統籌,是指要找到官場和市場兩個積極性的最大公約數。三老滿意,是指衡量任何事情是否可行,能否持續,關鍵是指老頭子、老板、老百姓都要滿意。違背了這些經驗和規律,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中國的大環境下,最理想的狀態是政府和市場的兩只手能找到一種共識,確立一個共同的目標往前走。
比如在栗戰書做陜西省委副書記兼西安市委書記的時候,找我配合他做“皇城復興”戰略,想避開每個地方都在搞的高新區、舊城改造和形象工程,實打實的通過“皇城復興”,通過古城西安體現出大唐文明,展現整個中國的形象和意義,和今天“一帶一路”中“絲綢之路”的構想有很大的關聯。戰略實施最后落戶在曲江新區,振興了整個西安的發展,還率先在全中國舉起了發展文旅產業的大旗,推動了一個新時代,對整個中國影響都很大,后來栗戰書離開了西安還經常提起這個事情。
次之是市場帶著市長跑。還是以西安為例,西安的后任領導按照官場的做法和習慣,只想當媽媽,不想當保姆,前任做得再好也不會蕭規曹隨,而是另辟蹊徑,去發展西安的浐灞區,想玩出自己的成績。結果無功而返,又老老實實的回到曲江新區的戰略上。官場總有這種自以為是的意識,想跟市場掰手腕,掰不動了,還得遵循市場規律。
最差的是官場和市場擰巴,就像充斥整個中國的政績工程,一地雞毛,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比如唐山的曹妃甸,還有內蒙古的鄂爾多斯,這樣的故事太多了,就是長官意志一意孤行的惡果。
什么叫經濟規律、市場規律,就是后來人無論如何都不能顛覆的必然性力量。遵循規律上了軌道以后,所有的合力都能推著它大踏步的向前走,阻力最小,效率最快。就像鄧小平市場經濟的改革,掀起了滾滾洪流,讓整個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無論誰想復辟,想回到老路上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規律的力量。
許多人從硅谷回來,總是喜歡談論和預測中國的硅谷在哪里,這個問題在我看來是個偽命題。
中國那么大,靠一個硅谷來拉動是不可能的。就像國家提倡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一樣,這是一個時代精神,正好撩撥起很多人內心的情緒。前有馬云、馬化騰當樣板,難道未來就不會有新一代的創新巨人嗎?他們可能出現在光伏領域,也有可能出現在人工智能領域,還有大數據、云計算,都有可能。我們不應該局限于中國的硅谷在哪里,而是應該聚焦于中國在這個時代的創新平臺在哪里。
中國已經到了一個必須創新的時代,不只是因為經濟發展的瓶頸,更是因為中國具備了創新的條件。地球是扁平的,中國與歐美許多發達國家都能夠無縫對接,不像過去那樣只能當編程民工,而是能夠登堂入室了。我在硅谷看到很多中國大企業代表,在美國都是總經理級別的,專門去收購當地技術,管理當地的企業。
智綱智庫及企業家團隊考察ALTA DEVICES
我記得中央電視臺剛開始搞春節聯歡晚會的時候,有一次突然推出了一個美籍華人,說是市長歌星。他在美國當市長,在晚會上給大家唱了首歌。然后大家都傻眼了,還以為是北京市長、上海市長、廣州市長這樣的,而且這個人形象飄逸,風流倜儻,結果收到了成麻袋的情書,很多美女都想嫁給他。
后來我到美國一問,這個市長原來就相當于我們一個街道辦事處主任,光洛杉磯市就有幾百個這樣的人,但是那時候很多中國人都不懂。很多人在國外稍微有點背景就能在中國大行其道,那是因為中國人妄自菲薄,今天這樣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中國的經濟與歐美平行,正是一個絕佳的創新時機。創新的本質規律都是一樣的,但是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土壤,都決定了中國式的創新無論是形態還是玩法,都與美國的硅谷不同。
中國最早模仿硅谷的,是北京的中關村。當時涌現出清華同方,北大方正等一系列企業,還有聯想,四通等等。到了現在,中關村也沒有成為中國的硅谷。國家的扶持在一開始能夠發揮很大作用,就像一級火箭一樣,但要實現孵化功能,讓企業實打實的去創新,只靠國家扶持是不可能的,所以中關村一直停留在孵化器的1.0階段。
不過北京作為整個中國的行政中心,卻可以在創新過程中扮演游戲規則的重建者。包括像馬云、任正非這些人,在企業做得很大,開始進入一些制度真空區的時候,就必須借助北京的力量,尋找政策支持,去重新制定游戲規則,在這方面北京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北京可以說是“官本+資本”共同推動的典型代表。
再看杭州,這個老城居然因互聯網而崛起,只能說是歷史的選擇。馬云在北京待不下去,上海也拒絕他,灰心失望的回到杭州,正好是中國通過互聯網走向世界的時候。整個浙江特別是義烏的小商品市場特別發達,而小商和電商是天然的同盟軍。阿里巴巴生逢其時,再加上馬云的口才,找到孫正義投錢,一下子把中國的小商品賣往全世界,建立起全球最大的電商平臺。
智綱智庫及企業家團隊夜話硅谷
然后馬云又搞電子支付,還有互聯網金融,整個電商產業鏈帶動了上下游數百萬的就業機會,最近幾個老外在杭州做了一個實驗,不帶一分錢,只用手機支付,到哪里都暢通無阻,整個杭州已經變成中國“互聯網+”最發達的智慧城市。一個互聯網龍頭帶動了一大片區域的發展,一個中國式的硅谷正呼之欲出。
還有貴陽在大數據時代的彎道超車,正是政府意識尊重市場規律之后的成果,是中國式創新的一個重要特點。貴州在工業時代沒有任何優勢,物流成本極高,還要開山劈路,要發展工業有很大的困難。貴州政府之前卯足了勁,希望通過承接沿海轉移的產能,用全省工業化的大戰略幫助這片老少邊窮的山區獲得發展,可惜最后還是無功而返。
還好政府及時調整思路,在信息時代、休閑時代創造出一套新玩法,來了個“天羅地網”計劃,地下搞大旅游,天上搞大數據。貴州風景奇異,而且近年來交通大發展,貴州政府在地上大力推進全域旅游,一下子成為全國最火爆的度假勝地。還有更絕的,是利用貴州電力充足,氣候涼爽,從來沒有地震的特點,吸引全國的高科技企業來這里搞數據中心,發展大數據產業。
一開始大家都嘲笑貴州大數據的夢想,都說是異想天開,認為貴州錯過了中國發展的第一輪和第二輪浪潮,到了第三輪,怎么可能跨越呢?結果三四年下來,從習大大到李克強,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市場,都承認了貴陽在大數據時代的地位,再也沒人敢小瞧這里。貴州上演的是一出“丫頭變公主”的逆襲好戲,在這一方面有著非同一般的時代意義。
最后來看深圳,深圳現在是全國最具活力,最為生機蓬勃的創新大本營。深圳原來是一個野孩子,沒人看好它,五湖四海的人在這里混雜,先是搞走私,然后搞山寨,現在還成了炒樓中心。當年深圳就像美國西部一樣,沒什么約束,最大的動力就是沖著錢去,反而為很多新生事物創造了野蠻生長的空間。像任正非,原本是個學霸,熱衷科研,就是為了改變命運,謀個生計,才在深圳下海創辦了華為,從售賣程控交換機做起,一不小心就成了全球電信業巨頭。
這里魚龍混雜,沒有文化藩籬,氣氛自由,各種賺錢的點子像雜草叢生,商業氣息極其濃厚,一個人很難沉下心來搞學術,馬化騰當年在深圳的讀書,就成天想著怎么賺大錢,才有了后來的騰訊。所以深圳很難產生好大學,鳳凰大學到這里都變成了野雞,成了商學院,不像硅谷背后還有斯坦福大學加持。就是這么一個地方,在逐利中驅動創新,現在居然成了一個硅谷加華爾街加香港的集合體,既有資本,又有創新,這在全世界都找不到。
而且許多高科技企業憑借珠三角深厚的制造業基礎,把制造部門都甩到深圳以外的地方去了,只有總部還留在深圳,形成了一種腦袋在關內,身子在關外的總部經濟區。像華為、大疆、比亞迪、華大基因等等創新企業,只要有idea,在深圳就能以成熟的創新產業鏈,迅速將想法轉變成產品,這種效率比硅谷還厲害。
萬類霜天競自由,在深圳這片土壤上,一個人沒有超常的智商、能力和本事是駕馭不了這里的物價的。從人倫上講,這是不人道的,但從經濟規律上來講,這是殘酷的擇優汰劣。深圳通過不斷的吐故納新,才逐漸培育出一個創新生態叢林,形成了中國土壤上獨有的創新產物。
智綱智庫上海中心隨行考察人員與王老師合影
中國式的創新體系是雙輪驅動。一個輪子是國家力量直接驅動,另一個輪子是企業創新驅動,主力是民營企業。中國民營企業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由貿易到代工、山寨再到自主創新,終于涌現出一批以華為和BAT等為代表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行業巨頭,此外,拜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時代機遇所賜,以大疆等為代表的異軍突起的新銳創新企業,也正在彎道超車,成為中國創新的主流力量。
在互聯網和云時代,創新型企業生態圈,打破了之前的產業集群的地理空間概念,將呈現全球化、網絡化、虛擬化,這將打破邁克爾.波特教授《競爭力》三部曲的傳統理論框架。國家之間的競爭,甚至會超越城市或城市群的競爭,進入到巨型企業生態圈之間的終極競爭。
下一步,隨著深圳能量的加大以及國家對灣區經濟方面的政策加持,一個深圳灣將會逐漸形成,到時候這里的能量和能級就不止局限在深圳,而是朝著粵港澳一體化戰略不斷推進,這里面將會上演一場大戲,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尾聲
智綱智庫及企業家團隊合影
展望未來,中國還有許多一定要過的坎,包括金融和地產的泡沫化,這都有待中國智慧的破解。但愿我們的政府能夠頭腦清楚,繼續推進創新戰略,在大數據時代、人工智能時代創造井噴式的增量,稀釋這些泡沫,避免日本式災難的產生,讓整個經濟能夠再上一個臺階。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班加羅爾的陰影已經被我拋在腦后。這次從硅谷回來,我看到中國不但正在趕上他們,更是在開創一個新時代,成為整個游戲規則的制定者。世界的聚光燈已經轉向中國,市場機會也在往中國轉移,中國早已成為全球主舞臺,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趨勢。
硅谷,是一種精神,一種形式,一種趨勢。從北京到杭州,從貴陽到深圳,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中國人以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性格,中國的機制孕育出四片各具特色的創新孵化溫床,逐漸形成巨大的影響力。
但是,未來幾十年的中國硅谷,將不會如傳統局限在某一個城市或區域,而是在那些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創新型企業生態圈之中。企業創新中心與創新生態圈,將引領中國式創新,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并肩而立,乃至成為全球創新體系的新引擎,到時候必將顛覆全球,重寫游戲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