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綱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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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部分講到，今日之中國跟傳統中國有一個最大的不同，幾千年來中國只有一個縱向坐標，而今日之中國除了縱坐標外，還有一個橫向坐標，就是國際關系，21世紀最重要的國際關系，就是中美關系。
16世紀已降，伴隨著大航海時代，全球化的序幕逐漸拉開，文明在更加宏觀的尺度上展開沖突、交流與合作，書寫了一幅幅風云激蕩的歷史畫卷。近二十年掀起的互聯網浪潮，更是深刻的改變了人類的生產、生活和生意形態，也給全球化賦予了更加深刻的內涵，時空的距離被迅速的拉近乃至抹平。
因此回顧中國走過的大江大海四十年，除了要讀懂“中國的邏輯”外，還要讀懂“世界的邏輯”，而21世紀最重要的“世界邏輯”，就是“中美的邏輯”。
平心而論，中國取得今天的成就，除了對內改革，也離不開對外開放。而開放的本質，其實就是對美開放。今天的中美，終于在太平洋上遭遇，尖峰時刻到來，廣闊的太平洋究竟能不能容得下兩個大國？雙方各執一詞的背后，是深刻的文化差異。
談到文化差異，可以從美國國務卿講起。
如若從國務卿在全球各地處理國際事務和美國外交事業來看，國務卿的確相當于外交部長。但要根據美國憲法精神來說，國務卿是內閣政府閣員中排名第一的部長，即首席部長；其次國務卿執掌國璽，甚至總統辭職要向國務卿提交辭呈。最后，一些聯邦事務公告文件要由總統和國務卿聯署才能生效。
一度以來中國人完全無法理解，作為外交部長的國務卿究竟憑什么能和總統平起平坐？這種不理解甚至曾給我國外交事業帶來一定的困擾。
在我看來，這種差別就是源自于坐標的選擇上。五千年文明傳承的中國更重視時間的縱坐標而忽略空間的橫坐標，而美國自建國伊始，就是重橫坐標而輕縱坐標，非常重視國際關系。
自從1894年，美國躍居世界第一以來，對于 “老二”的警惕和打壓是其處理國際關系的一貫準則。中美這對歡喜冤家，打打鬧鬧走過四十年后，終于在太平洋上遭遇，因此中美不斗是不可能的，但斗而不破將會是大概率的結果，這也是我的一個基本判斷。這個判斷就是基于對中美四十年來的回顧。我用三個關鍵詞來高度概括中美四十年，就是：換船、搭車和并跑。
建國初期，我國采取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全面投身社會主義陣營，跟蘇聯綁到一起。后來即使中蘇關系惡化，但我國的外交立場依然很堅定。直到中蘇交惡晚期，我們才意識到這種“一邊倒”，會使中國貽誤重大的戰略發展機遇，于是才有了我們日后所熟知的乒乓外交、基辛格訪華等事件。但一直到1978年，中美關系還像地下情一樣，偷偷摸摸，進展緩慢。
鄧小平復出后，整個中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兩線并行，而開放主要就是對美開放。小平訪美、簽署中美聯合公報等很多新聞事件早已披露，我就不多說了。就講個換船過程中的小故事吧。
我兒子曾經赴西方留學一段時間，7年前他回國做個小記者，沒想到居然和一個同事搭伙跑到美國，采訪到了中美建交時的前國家安全助理布熱津斯基。我作為一個老新聞工作者，感到非常奇怪：“你一個27歲、籍籍無名的毛頭小子，布熱津斯基怎么會接受采訪呢？”我兒子說：“可能因為我們是代表中國來，他比較看重中國背景吧，所以才接受采訪”。沒想到負責提問的那位老兄英語很蹩腳，胡亂說了幾句，搞的布熱津斯基很生氣：“當年我到北京可是在鄧小平先生家吃過火鍋的，我在華盛頓也設過家宴招待鄧先生，我見證了整個中國的天翻地覆，那時候還沒出生的兩個臭小子，今天跑到這來跟我談天下大事，簡直胡鬧，你們要知道，采訪我是很貴的！”
眼看兩個人要被趕出去，我兒子急了，他別的本事沒有，英語倒是相當不錯，幾句話就和布熱津斯基搭訕上了，也成功地完成了這次采訪。訪談中布熱津斯基透露了一些中美建交的內情，在推動中美關系正?；@件事上，布熱津斯基身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在中美磋商建交過程中所起作用甚至超過了國務卿萬斯。
布熱津斯基講到，在一次美國代表團訪問中國時，鄧小平突然提了一個問題，中國能不能向美國派遣留學生，而且希望能夠得到馬上的回答。代表團當即電話打到華盛頓白宮府邸，美國時值半夜，卡特正在睡覺，朦朧間以為出了什么大的事情，接起電話來，只聽對方說：“我正在跟鄧先生一起討論，他提出一個問題，中國能否向美國派遣留學生，想請總統定奪”。
那個時候的中美關系真是處在蜜月期啊，卡特總統的回答很簡單：“是嗎？當然可以，多多益善”。這三句話直接反應了美國的心態——自信、寬松、幽默。在卡特眼里，百廢待興的中國簡直是小兒科，你愿意把人才輸送給我，有多少要多少，你肯定顛覆不了我的政權，影響不了美國的發展，相反這批接受了西方思想熏陶的精英們，可能還能改變你政權的顏色，這就是美國人的思維。
對于中國來說，赴美留學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政治事件，但在美國人看來就是小事一樁，甚至不用經過國會審議，大批中國留學生就開始奔赴美國。派遣留學生這件事上，國內也有無數人反對，認為美國是資本主義的大本營，花花世界，我們的精英送過去就回不來了。的確有很多人沒有回來，但小平堅信，當國家越來越強大的時候，他們終歸會回來的。后來果然如此，留學生真正成了中國和世界聯結的紐帶。大批留學生的學成回國，迅速成為推進社會全面進步的生力軍，在各行各業散發出勃勃生機。卡特與鄧小平這兩位領導人，在赴美留學這件事上表現出來的大度和遠見，也讓布熱津斯基印象深刻。
中美建交前十年，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事后來看，中國的這次換船，可以說非常成功，美國對中國基本不設防，提供了很多有利條件，留學、技術輸出、產業轉移、乃至很多軍事資源的交換，中美之間都有非常便捷的通道，中國獲得了改革開放的寶貴戰略機遇期。對于美國來講，中美破冰也具有很高的戰略價值，中國的關鍵支持幫助美國打贏了冷戰，使世界正式進入單極格局。這個階段，我把它叫做換船時代。
在這個時代里，美國的強大和親善使得幾乎所有國人都對美國充滿了玫瑰色的希冀，認為到美國去是徹底改變命運的不二法門。我印象特別深刻，1986年我在廣東新華社上班的時候，社里搞財務的廣東小妹，成天無心工作，拿著磁帶背英語。她最大的夢想就是嫁到美國去，一年以后這個姑娘真的成功了。所以那個時候不僅中國在換船，中國人也在換船，很多聰明人判斷到：中國是艘破舢板，而美國是艘超級郵輪，在有生之年中國不可能超過美國，因此改變命運最好的方式就是換船，換到美國這艘大船上去。有的人選擇留學，有的人選擇偷渡，有的人不惜以身相許，有的人不惜亡命天涯，千方百計以圖換船。倏忽幾十年過去，其中有太多的故事，很多人的命運在時代浪潮中顛沛，令人啼笑皆非。
有一個很真實的故事，1993年我第一次去美國，當時如日中天的健力寶老板的李經緯和體操王子李寧準備去華爾街買一層樓，要建美國健力寶總部。我作為健力寶總顧問，受邀與他們一同到了美國，下了飛機那一刻的震撼令我永世難忘，從機場俯視整條馬路，十幾條車道，車如流水，綿延不絕，車里面不僅載著人，甚至載著狗，狗在車窗上伸著舌頭，背后拖的是房車、游艇。那時候的中國哪有什么高速公路，只有一條廣州到佛山20公里的破高速公路，中美之間的差距，簡直就是天壤之別。
后來在美國各處考察完后，健力寶要搞一臺晚會，于是主辦人就來找我請示：“王先生，有個事情想跟你說一下，我們想搞臺演出慶祝，但是得找蛇頭，你知道蛇頭是誰嗎？”我說不知道，他就是演吃面條的那個朱時茂，我感到很奇怪，朱時茂怎么會在美國呢？
他告訴我，不光朱時茂在美國，中國一大批影帝影后、歌王歌后都在美國。其中很多人不懂英語，混的很艱難，但回國時還得像農民工回村一樣，怕鄉里鄉親看不起自己，拿臘肉把嘴皮抹一下，說明我們在城里也是吃了肉的，大批明星帶著這種心理在中美間來回流竄，朱時茂在其中屬于機靈一點的，當個蛇頭做點牽線搭橋的生意。
朱時茂聽說有這么一場活動，相當激動，他負責來張羅，光是影帝、影后就請來20個，都是我們當初的夢中情人。給他多少錢呢？每一個明星100塊，老茂辛苦給200塊，老茂當時跟我急眼了，再怎么說俺也是個腕，用北京話說是大腕，怎么也得給500塊。主辦人直接說：愛干不干，不干就算。朱時茂一把逮住他：大哥，別走，這個生意我做。后來就靠一千美金在美國辦了臺超級春晚。
這是當時中美關系真實的寫照，《北京人在紐約》為什么能夠轟動中國？其原因很簡單，美國就是自由女神，美國就是未來的希望，美國就是我們向往的彼岸。
經過了十多年的換船時代，中國的經濟迅速發展，中美關系進入了搭車時代，這個階段持續了接近二十年。1999年前后，我的老鄉龍永圖先生在非常艱苦地跟美國進行入世談判，而且已經談了十多年。
這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歷史背景，世紀末那幾年，國內的各種問題頻生，內有國有企業全行業虧損，外有美國每年都有關于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討論，那時中國對美出口額也就頂多百把億美金左右，放到今天來看根本無關痛癢，但當時每次討論就像一劍封喉一樣，年年我們都在這種過程中煎熬。
改革開放二十年過后，美國的對中態度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如果說之前是一味的開放和寬容，現在的合作和競爭已經接近五五開，但到此時為止，還把中國認為是可改造的伙伴，這種最根本的戰略定位還是偏友善的。
彼時的中國內部，可以說從學術界到政界乃至人民全部充斥著悲觀的情緒，不加入WTO，經濟舉步維艱；加入WTO，外資一擁而上，就像八國聯軍打義和團一樣，中國肯定不堪一擊，都覺得中國是上了賊船。我曾經舉過一個很形象的例子，中國就像一個板車，江澤民和朱镕基是兩個車夫，江澤民在前面拖，朱镕基在后面推，往山上走，走到一半的時候精疲力竭，板車不停往后倒，搞不好就讓他們兩個人都掉到懸崖底下去了，這個時候突然看到一臺快車從旁邊過，就是動力十足的美國。恨不得搭把手，把自己拖過這個山頭，那就是整個中國的寫照。
直到最后時刻，誰都不知道談判能不能談成。困擾談判的難題不僅僅是關稅、貿易、開放這些概念，還有南聯盟大使館上空的陰云和美國隱約的戒心，中國方面已經做出了足夠有誠意的退讓，但美方態度異常堅決。在談判最艱難的時刻，美方代表偷偷撥通了克林頓的電話，匯報道：“中方又做出了一些讓步，但現在談判局勢又惡化了，美方是否也要做出相應的妥協，以便讓談判順利完成。”克林頓很直截了當的拒絕了：“不，你們已經竭盡所能了”。在總統的授意下， 美方代表的態度簡直不像來談判，而像是來吵架的，口口聲聲就是不全盤接受就不簽。最后龍永圖作不了主，直接給朱镕基匯報，朱镕基說他親自來拍板。
我和龍永圖先生很熟，也了解了一些當時談判的內情。很多時候，政治家討論問題、思考問題的角度跟普通人的確不太一樣，如果簽了這個條約，涉不涉及到國家政權的穩定？涉不涉及到政黨的合法性？如果沒有問題，那就小道理服從大道理，總理當即拍板，簽了！政治家算的往往是大帳，包括這次中美貿易談判，最后肯定會簽下來，不會稱斤斤兩兩，最后就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入世了。
當我們都還沉浸在破釜沉舟的悲壯心態時，沒有想到新的時代開始了。搭車時代最大的得益者當屬民營企業，我印象特別深，從2001年到2011年這10年，我眼看著廣東和浙江民營經濟倒過來，原來在此之前都是廣東的民營經濟往前走，浙江無足輕重，都是搞些雞毛換糖的小買賣。
因為浙江人跟廣東人不一樣，廣東人叫做坐商，坐地生財，別人來了我才跟你做生意。浙江人是行商，走遍全中國、全世界，原來他可能是彈棉花的，原來是木匠，原來是裁縫，就這些人，1/3在浙江，1/3在中國，1/3在世界，最后WTO大門一打開以后，這些人搖身一變，都成了全球最發達的貿易先驅，最后也把浙江的經濟推向了全世界。
奧巴馬總統任期最后一年的時候，來參加中國G20峰會，當看到整個中國呈現出的奢華、豪華和富饒時，奧巴馬非常難受，他始終想不通，40年前的破落戶，怎么能一下子崛起到這個地步？
但奧巴馬和特朗普還有所不同，他更溫文爾雅一些，那天我印象特別深，他說了這么一句話，你們中國搭便車的時間太長了，以后再也不能這樣搭便車了。這句話的確算是中肯之詞，中國這些年的發展基本上是搭便車的，所以在奧巴馬的時候，他想通過環太平洋協議，亞洲再平衡開始遏制中國，但是畢竟沒有做到圖窮匕首見，那個時候的美國和中國的關系終于到了歡喜冤家，開始吵架了，開始防范中國、遏制中國了，但是還沒有到圖窮匕首見的時候，這叫搭車時代。
搭車過程完成以后，中國實現了兩個突破，坐穩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江湖地位，除此之外，中國還有三個第一，世界制造業第一，世界出口第一，世界外匯儲備第一。
美國內部對中國也感到非常焦慮，從古羅馬、到古中國，再到近代史上千萬級別的英國、億萬級別的美蘇，從未有過一個十億級別的超級國度，美國也從來沒有對付過一個這樣量級的對手。
歷史上美國打倒了日本、打倒了蘇聯、打倒了中東，貿易戰兵鋒所指，各國無不臣服，所以特朗普才對貿易戰這個武器充滿自信，沒想到一年下來，中國的確晃了晃，但遠不至于倒下，因為當一個國家體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會形成質變，十幾億人的穩定市場和足以抵御絕大多數的外部風險。我有時候在想，如果我在美國做智庫，一定會對中國問題感到非常頭疼，簡直就是老虎吃天無從下口嘛！
我曾經與美國一些高校和研究所中專門研究中美關系的教授交流過，美國的學界已經形成了共識，留給美國打壓中國的戰略窗口期已經不長了，有人說是五年，有人說是十年，但如果這幾年沒有把中國徹底打服，世界霸主就要換人了，所以遏制中國已經成為了美國的朝野共識。
現在關于中美摩擦，有很多人在爭議，認為中國沒有韜光養晦，惹惱了美國。中國應該忍辱負重如何如何，其實說這些都是沒有意義的，也是沒有戰略眼光的。舊時的中國像個猴子一樣，藏在樹林里面，美國也不當你一回事，就像布熱津斯基所講，卡特總統聽說你想派留學生，來多少要多少。今天的中國已經成長為了一頭大象，大象躲在小樹后頭，藏得住嗎？
當美國人把你當成最大的競爭對手時，碰撞是絕對不可避免的，這其中有美國自身的問題，以前寬松、幽默、自信、大氣的美國，現在內部陷入嚴重的分裂和懷疑。而謹小慎微的中國，伴隨著經濟的快速膨脹，也是脾氣見長，展現出了一些和國力不太匹配的抱負，但這些都是表面問題。根本原因是美國不接受中國的崛起，理智上它認為尚有能力把中國打回原形，從感情上而言，宗教區別，種族區別，意識形態區別，也讓美國有充分敵視中國的理由。
目前來看，中美之間存在一種長短相濟的對峙，短期是貿易戰，未來肯定還會有別的麻煩，中美關系已經不可能回到過去了，就像美國的一個著名政治評論家所說：“未來二十年，中美想要合作只有一種可能性，就是火星人入侵地球”。從貿易之爭，到產業之爭，以及背后的科技之爭，甚至是金融之爭、話語權之爭，地緣政治之爭，可能都會在日后輪番上演，我們要做好長期競爭的準備。
中美對峙、尖峰時刻的到來，對于中國不見得是壞事。靠自己給自己做手術終歸是不夠的，國家要往前走，必須要靠危機，特朗普的反復無常和橫行霸道，可以說是史上最大的倒逼家，最牙尖爪利的窺視者。看起來我們會受苦，會吃虧，但是從歷史的長河來講，我覺得對中國絕對是利大于弊。
人類歷史上，曾經有四大文明古國，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倫，就是現在的兩河流域，阿拉伯圣地。還有一個就是古中國。
三四千年下來，三大文明古國灰飛煙滅，今天在埃及可以看到巍峨的金字塔，金字塔里面埋的是當年的法老，但是今天生活的埃及人已經不是昨天的古埃及人了，法老的后裔已經伴隨歷史消失，今天的約旦和兩河流域的這些阿拉伯國家天天打得你死我活，在歷史上曾經輝煌的古巴比倫，今天也蕩然無存。還有古印度也曾經有非常輝煌的文明，但是今天說的話不是昨天的話，今天傳遞的文字不是昨天的文字，今天的人種都不是昨天的人種。只有一個民族，一種文化流傳下來、沉淀下來，就是中華民族、中國文化。
為什么中華文明能夠延續，有很多種解釋，但是最靠譜的兩個東西，今天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第一個就是秦始皇和漢武帝所設立的郡縣制、中央集權，沒有這么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中國談不上穩定，中國控制不了這么龐大的體積，也就走不到今天，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秦始皇和漢武帝構建了整個中國巍峨大廈的四梁八柱，這是它的政治基礎。而且歷史說明，祖龍魂死秦猶在，只要中央一弱小，中國肯定陷入內亂，人民就遭殃，只要中央一強大，中國的穩定全球都沒法撼動，我們可能在經濟利益上會受點損失，在思想上可能會受到一點鉗制，但是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都是穩定的，不發達都不可能。
這點上我還想再多講兩句，政治穩定的另一個表現維度，就是政策的穩定性，在中國，當政者最起碼考慮的是十年五年，更有“兩個一百年”這樣的恢弘提法，小平也說過，初級階段一百年不許變，這種長遠的執政視角是中國特有制度和文化決定的。而特朗普所考慮的無非是一年半載，頂多是一屆任期，這種選票政治看起來很民主，但實質上無非是討好選民，以謀取連任，都是短期行為和刺激性行為。
如果只是美國國內的兩黨競爭，這種短期行為倒是無所謂，但是遇到中國這樣十年、二十年的算賬法，那就很麻煩了。中國這種以時間換空間的做法，美國眼前會得利，但是長線來看很麻煩的。
第二點也是我經常講的一句話：小成功靠朋友，大成功靠敵人，包括我們在座的企業家，如果你只是靠朋友來幫襯你做生意，你走不遠的，你必須要有強大的對手、強大的敵人，任正非為什么那么偉大？面對的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敵人，最后你的內存才能調動得起來。
而中華民族就是這樣的，一旦國家穩定，經濟繁榮，社會肯定靡爛。現在很多文人很懷念宋朝，宋朝的時候皇上是最大的書法家、畫家，清明上河圖中展現的北宋的生活，那個富庶、國泰民安是前所未有的。一部《金瓶梅》，西門大官人的玩法和手段，到現在還是男人的偶像。文明成熟到腐爛，這就是當時的整個宋朝。所以最后宋朝不滅亡都不可能。明朝也是如此，到現在我們很推崇明朝的家具、建筑等，明朝在文化上是沒得說的，非常燦爛。但是富足之后，就是糜爛。北方的游牧民族一次一次得手，最終明朝被女真所滅掉。
唐宋元明清的王朝更替，看起來是野蠻踐踏文明，落后驅逐先進，但是從歷史的長河來說，外敵可是決定了整個中華民族長壽基因的重要因素，正是因為臥榻之旁有外敵環視，所以當中華民族糜爛了，沉睡的時候，都會被外敵所喚醒，外敵的一次次喚醒，使中國一次次雄起，一次次強大，所以這就是整個中華民族幾千年不倒的一個很重要的遺傳密碼、遺傳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