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綱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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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召喚我成為兒子，我追隨你成為父親
——北島
引子
年歲大了，也許是因為略有薄名吧，竟常常有為人父者前來“咨詢”育子之道，且常有應接不暇之惑。細究起來，我育子源于父育我。人世間薪火相傳，生生不息，不斷上演著父與子的交接。驀然回首，我才發現沒有父親對我的教化，哪有我對后代的傳習？
春風二月裁綠柳，又是一年清明時。近日，老家的親人們又開始張羅起一年一度的踏青掃墓盡孝之事。屈指一算，父親已遠去了五個年頭。我曾經把父親的生平概括為，
豁達、包容：容天、容地、容禍福
善良、施惠：惠學、惠家、惠子孫
隨著日之愈久，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似乎愈發清晰凸顯，而其言傳身教的場景更是再現活躍。當年許多或淺顯、或高深卻又充滿哲理的教導，如一粒粒種子不經意地在我靈魂深處，生根發芽，長成大樹，使我受益終身。
此時，遠在他鄉的我不禁突發奇想：若能將父親在我年少時的無數“庭訓”擇要整理岀來，既以此知照后人，又切身回應朋友，同時還能與遠在天堂的父親對話，給他送去一件獨特的懷念禮物，何樂而不為呢？于是，就有了這篇“王父十教”。
上圖：作為黔西一中老校長的王榮江（王父），在慶祝母校八十壽誕的日子里，為其工作了一生的學校題詞：“你八十我也八十，我倆同庚同壽”
一、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
我7、8歲時，生活粗拉，不重細節，不僅早起不愛疊被子，也不注重衛生，很少嚴格遵守如“飯前要洗手，飯后要漱口”之類的規矩。家里人都說我邋里邋遢，而我卻不以為然，還振振有辭：“男子漢大丈夫，怎能受累于這類小事？”
我家祖上是黔北甘溪河有名的士紳人家，家大業大，儒風尤熾，因而在父親身上始終體現著那與眾不同的儒雅氣質。在我童年的記憶中，父親除了努力工作外，平時常常身著一套筆挺的黑尼外套，內穿一件白府綢襯衫，腳蹬一雙烏黑的牛皮鞋，鼻梁上架著一副金絲眼鏡，在我們那小縣城確是鶴立雞群，完全一幅整潔干練的知識分子形象。
一個周日的早晨，我又一次因“不拘小節”而深陷批評的漩渦，并由此發生了爭吵。父親見狀，不僅沒參與撻伐，反而用一個典故為我解了圍。他說的是清代湘人劉蓉的故事：話說劉蓉少時抱負遠大，但不拘小節，書房地面總是雜亂無章。其父前來詢問，他答，讀書忙，無暇于小事；其父再問：“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劉蓉遂面露羞色，無言以對。從此劉蓉改變了自己，進而勸導別人“君子之學，貴乎慎始”，并被其摯友、一代名臣曾國藩譽為“博通經史，為文宏宕，有奇氣”的古文學家。
那時，我實在年幼，又處在“革命者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瘋狂年代，對父親的教導感受頗淺。只知道，志存高遠與注重細節是不矛盾的。然而時隔不久，父親這一“庭訓”的影響就開始顯現出來。無論是13歲時離家去當泥水匠學徒工，生活需自理，還要照顧師傅的起居，還是上大學前擔任家鄉體委女籃教練，帶隊巡回比賽，“既當爹，又當媽”，我都能把諸多事宜全都安排得有條不紊，這與父親所傳授的“一屋與天下”關系理論是分不開的。
我現在雖然很少親自處理小事瑣事，但行大事之余從不輕小事，生活極有規律、從不拉三掉四。由此，為自己獲得了更充分的生命和生活質量。
在日常工作中，我經常教育青年員工萬事講究明察秋毫，所有計劃需要以“下要保底，上不封頂”，“上接天、下接地、中間市場要通氣”，以及“微觀在手，宏觀在握”等觀念為指導。其實，這些基本思路的產生都應歸功于“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這句中華傳承的家訓。
二、陽明心學
我9歲時，在經歷了三年瘋狂時期后，中國經濟初步得到恢復，剛剛走上正軌。就在人們勉強有碗飯吃的時候，國家領導層又發動了所謂的“四清”運動，處處都在抓階級斗爭的典型。在黔西，父親突然被定為“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首先成了批斗對象。究其原因，荒謬簡單得今人實在難于理會。因為奶奶一年多前在老家去世時，父親帶著母親和大哥回鄉奔喪，在奶奶墓前立下一塊石碑，碑額刻著“光前裕后”，而碑文中有“吾母寬厚仁慈，人多沐其德”等詞句。由此，彌天大禍從天而降。
有幾天，我突然覺得父親出去上班的時間少了，呆在家里的時間多了，在家說話的時間少了，讀書思考的時間多了。直到一天學校組織我們這些小學生去公園參觀一個專為“立碑事件”設立的“階級教育展覽館”，我才發現了父親反常的秘密。當所有老師和同學向我拋來異樣眼光的時候，我的感覺是一片空白。
那時候，我剛度過了識文斷字的初級階段，開始迷上了一套講解中國成語的連環畫。父親常常在家，正好可以隨時給我講解讀不太懂的書中故事。當有一次我問起什么是“龍場悟道”時，就見父親的臉上一掃陰霾，突放光彩。父親說悟道的主人是我們的同姓本家，悟道的地點就在離我們家不遠處的修文龍場。話說古代貴州屬于瘴癘之地，是朝廷貶官和充軍發配的首選。時任兵部主事的明代哲學家王陽明因反對宦官劉瑾，被廷杖四十，罰貶至龍場驛。那年頭，貴州只有奢香夫人修建的五尺道與外交往。這條道從貴陽經黔西、大方、畢節、烏蒙山通往云南，而龍場驛則是五尺道上的第一休息站，王陽明在此當了“驛丞”，相當于現在高速公路服務區招待所的所長。仕途中輟，王陽明沒有自暴自棄，而是利用這難得的淸閑，潛心悟道，終于得出了“心學”。
什么叫心學？父親只告訴我三句話，“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和“致良知”。那時我呆呆地看著父親，根本不明白這些短語的意思。但就在那一刻，父親在我心里播下了愛好哲學的種子，使我后來對中國傳統哲學情有獨鐘。等到過了而立之年、智慧趨于成熟的時候，我才進一步理解了這三句話的真正內涵，同時也理解了為什么曾國藩、蔣中正都如此推崇王陽明。
現在王陽明似乎在一夜之間就火了起來，其學說已被炒作成了一個類宗教類的神物。其實，陽明心學既簡單，又深奧，說到底就是四句話，“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心學之偉大在于它突破了脫離實際、禁錮社會的程朱理學，提倡知行合一、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強調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
與陽明心學不謀而合，我一直認為做戰略策劃的最高境界就是哲學，以方法論為武器，從實踐到理論再到實踐，是一種對事物規律的研究，而絕非小點子、小技巧。
上圖：王志綱2000年回鄉祭祖
三、孝悌之學
我10歲那年，由于黔西中學的教學需要，父親已經重返領導崗位，并且又在省教育廳的推動下，開始到處宣講他那“三讀”、“六要”、“兩全”、“三標準”、“四注意”的教學經驗。一天，我在家里向父親提出了對由“孝子賢孫”而引發的“立碑事件”的許多疑惑，父親沒有正面回答問題，而是講述了王家在甘溪河辛勤耕耘幾百年的歷史故事，最后還特別解釋了一番家庭和家族的和睦之道，并教導我懂得了什么是“孝悌之學”。
孝悌需要話說兩頭，孝就是對父母之愛的盡力回報，悌是兄弟姊妹之間的全心友愛。孝悌之學是雙向的，其表現應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而不只是要求別人應該如何。父親還教導我說，晚輩對長輩的“孝”要遵行厚養薄葬的原則：在老人有生之年，盡力尊長行孝，而在長者逝后喪事，則應從簡而行。這正如東晉文人陶淵明詩中所言：“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50年過去，所有這些我都謹記于心，竭力遵守，并希望傳承下去。
通過孝悌之學，我了解了孔子；再通過孔子，我了解了傳統文化。前年底，我寫的一篇題為《新常態的關鍵在于“三個重建”》的文章曾被廣為流傳。文中我一再強調國家現在迫切需要重建文化，尤其是中華的傳統道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我認為，如果能將孝悌之學發揚光大，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認同和重視，那么中國最好的扶貧方式將會從你最親近的人們身旁展開。親朋好友，有窮有富，但倘能貧富攜手，富者從身邊做起，從三親六戚、父老鄉親做起，定能走岀一條中國式扶貧的康莊大道。
上圖：王志綱在以父親名義捐贈的黔西一中“榮江圖書館”前留影紀念
四、兄弟鬩墻，外御其辱
到了11歲時，文革開始了。父母相繼成了批斗的對象而被關進了牛棚，只有為了理發、洗澡等事宜才能回家住上一晚。家中沒有了主心骨，吃飯、睡覺自然就亂了章法。我和長我一歲的二哥常常打架，不是白天為了搶吃的，就是晚上為了搶被子。
有次父母同時回來，看到兒子們面紅耳赤、你爭我奪，母親著急，前來訓斥我們，而父親在旁微微一笑，說出一句“兄弟鬩墻，外御其侮”的話來。父親以此告訴我們，家庭內部、兄弟之間意見不合而爭吵實屬正常，然而矛盾有主次之分，大敵當前時，次要矛盾要讓位于主要矛盾。此即“求大同存小異”之謂也。
當時，我對這些咋聽起來有點兒似是而非的道理理解不深。后來漸漸長大了，懂的也就多了起來。大至一個國家，中至一個省區，小至一個家庭，“兄弟鬩墻”，并不罕見。但若只會汲汲于蠅頭小利，鼠目寸光，做不到求同存異，那將會一事無成。由此，我深刻理解了“戰國時期合縱連橫以抗一強”、“二戰時期國共合作共同抗日”、“民族矛盾大于階級矛盾”的道理。
無論何時何地，凡有人群的地方，必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怎樣求同存異，共同把蛋糕做大做好，才是上策，千萬不能陷入封閉保守的小農經濟思維之中。
五、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我12歲時，父親叫我背誦《周易》中的一句話，“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在我的記憶里，本不富裕的家里一直有一些窮親戚、窮學生前來走動，而父親總是慷慨接待、接濟。長此以往，月底家里的生活就會捉襟見肘。由此引來母親的不滿，家庭矛盾眼看就要發生。這時父親就常常復誦這句話安慰母親，同時也用來教導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