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綱工作室
微信號：wzggzs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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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下海無疑是90年代最引人關注的話題之一，而在種種不同類型的下海知識分子中，王志綱是具有標本性意義的一員。
他曾經是甘肅社科院從事經濟研究的學者，更熟為人知的身份是新華社的名記者，他的下海曾被新聞界的同行嘆為“南中國首席社會經濟評論家從此缺席”。在此后的十七年里，他以戰略家的身份帶出了一個民間智庫團隊，深入參與到眾多極具社會影響力的項目之中，并且不斷推出研究著作，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第三種生存”之路。
那么，他如何看待90年代，如何看待知識分子下海這一話題，為此，鳳凰網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
鳳凰網：我們的話題是萬人書寫九十年代之知識分子下海，您專門有一本書《第三種生存》講述90年代知識分子下海，其中這樣寫道“回首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十多年的社會變遷，知識分子下海，可以說是這段風起云涌、潮漲潮落的歲月中情節最為精彩、最富有戲劇性、也是最耐人尋味的時代樂章之一了。” 您在書中也說自己也是闖入市場經濟的其中一員。原來在新華社工作，1994年選擇下海。當初為何選擇離開新華社這樣穩定的體制內單位，而選擇下海呢？
王志綱：我離開體制，從一般意義上說可以叫下海。什么叫下海？就是扔掉鐵飯碗，自己找飯吃，而不是組織給飯票。形象地說就是從圈養動物變成野生動物，從這一點講，我的確算是下海了。
但是，我跟大多數下海者又有不同，下海的人給人的印象就是當商人掙錢，我到現在也還不算是個地道的商人，因為掙錢對我來說從來不是第一目的，而只是順帶的結果。
第三，由于我采取第三種生存的態度，所以相對超脫。所以我既是下海大潮中的一員，但同時我又像達爾文研究生物進化一樣，是潛入商海中的觀察者、研究者。因此，今天我來談90年代下海潮流這個話題時，應該是比較有發言權的。
鳳凰網：90年代下海的這批人有什么不同？
王志綱：剛才為什么我跟你講80年代的大學生呢？因為90年代下海的主力軍團就是77級、78級參加高考的那批人，這批人82年陸續大學畢業，到了90年代的時候，這些人不少已經到了處長一級。鄧小平南巡講話后不久，開始興起下海狂潮。
這批人跟今天的北漂、今天的大學生完全不一樣，他們擁有社會資源，加之把持自我的能力很強，他們是在已經成為社會骨干、棟梁之材之后下海的，這些人一旦脫離體制的束縛，下海后的能量是不可小看，是可以倒海翻江的。
90年代下海的人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種人是被迫下海。這是由90年代的格局所決定的。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從好的方面來說，是一個激情燃燒的歲月，是一個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年代，幾乎所有有志向的年輕人，都把從政作為自己最大的抱負，將推動國家的改革開放和重振國家當成自己人生的最大目標。這些理念上的東西最后總要歸成一種實實在在的結果，所以這些人把這種追求寄予在出將入相——當官層面上去。但1989年政治風波以后，這些人的追求成為昨夜幽夢、一枕黃粱，這條路走死了。包括馮侖、郭凡生這一批人，其實他們都是在政治上有想法的一批人，但最后走不通了，最后被迫下海。這是第一撥人，占了很大一部分。
第二種人是體制內主動下海的，像陳東升、馬明哲等。他們懂得將體制內的資源轉化為財富。下海之前，他們已經掌握了很多資源，但這些資源在體制內并沒有用好。他們看出了商機，就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先在體制外打造好一艘船，然后再跳到船上，外面已經做好了接應。但他們利用體制內這些沒有用好的資源，這個不違法，因為他們做的是增量，不是存量。比如民營航空，再比如很多金融的衍生業務，保險、期貨等。
但這群人里也不乏內外勾結、巧取豪奪、無所不為的人。知識分子下海，如果沒有操守，沒有道德底線，是很可怕，比沒有知識的人對社會的破壞和腐蝕更大。因為當他們有了一定的積累回來，他們當年的同事、朋友已經升到更高的位置。北京為什么有幾十萬一桌的飯菜？有所謂的紅樓和會所？就是為那些搞勾兌的人準備的。所以對知識分子下海，不能只是一味的歌頌。他們中有很多人是在挖祖宗的墳墓，在吃子孫的飯，就像當年國民黨的四大家族一樣
第三種人下海是真正想在商界干出點名堂，后來也的確成為了成功的企業家。像柳傳志王石都是80年代就下海了，但是80年代還是摸索期，什么賺錢做那么，到了90年代，才為他們這一批人創造了展現才華的舞臺。像柳傳志，從在傳達室開始創業，倒電視、倒冰箱、做買賣開始原始積累，在一般科學家看來這簡直是不務正業，到90年代才慢慢有了主動權。
為什么90年代他們能發展起來？因為在中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走上市場經濟的不歸路，一個商人的時代到來了，一個企業家的時代到來了。像柳傳志、王石、李東生，都是天生的商人，正好趕上這么一個好時代，盡管出身是科研人員、知識分子，但并不能夠掩飾他們作為商人的天賦，他們最后走向大舞臺是必然的。
還有第四種，傻乎乎的一批書呆子也去下海，包括新聞界也有一批人。看見別人下海他們也想到海里弄點小魚小蝦，于是就懵里懵懂、不知深淺地往里跳。
鳳凰網：這些人可能是看到之前下海的那批人成功，內心深處蠢蠢欲動。
王志綱：不平衡嘛，也跟著下海。但出現一個很尷尬的問題，沒下海之前他們是無冕之王，當他們跟這些商人、有錢人打交道的時候，別人都把他們放大了，久而久之，自己也將自己放大了。心想現在做生意傻瓜都能賺大錢，我能量這么大，怎么賺不了大錢？就跟著往下跳，但當他們頭上的光環消失了的時候，在海里現出了原形，最后很多人嗆了幾口水以后，逃回岸上，有些人則尸沉大海，成為時代的祭品。
當然如果再廣義一點，還有一種是下大西洋的海，跑到美國、歐洲的那批人，其實也算是下海。我在美國遇到好多那個年代出去的，教授當出租車司機，藝術家拉大提琴，畫家在紐約街頭賣藝，被警察追得滿街跑。到了國外生存問題必須自己解決，沒了單位和依靠，要靠自己的本事找飯吃，那也是一種地道的下海。
什么叫潮流？大馬哈魚往這兒游，沙丁魚也往這兒游，人有一種從眾心理就是潮流。
從90年代下海到現在將近二十年，今天再回頭看中國，已經無所謂下不下海了。現在倒過來，體制內有金飯碗的人變成了少數，這時候不是爭著下海，而是成千上萬的人排隊考公務員。多數人都是在海里，必需自己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人們不得不去適應市場經濟的選擇，盡力學會在海里游泳而不被淹死。人們已經沒有單位的概念了，認為自己找食，養活自己是天經地義的，這說明大家已經接受主流是海洋了，大家都在海里生活，每個人在解決自己的生存，沒有什么神仙皇帝，要創造自己的幸福，必需靠自己打拼，這是這個社會最大的進步。這是第一。
第二，今天整個社會最活躍的，大多還是體制外的。我們看當年下海的那批人，包括你們鳳凰的老板劉長樂，他是不是下海？肯定是下海，他跑到新加坡海里去了，而且帶動了體制內的一大批人都過去了，一個人的下海搭建好平臺又帶動一大批人下海，他們形成一種新的社會力量，可以代表這個社會的聲音；再比如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哪一個不是在海里？都是在海里的。社會在進步，這個時代在發生很深刻的變化。
鳳凰網：那您認為這場大變局與知識分子下海有什么聯系？您在《第三種生存》一書中也提到，“值此數千年一遇之變局，知識分子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命運了，可以憑借自己的智慧和學識，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選擇生存方式了”，這個具體怎么來講？
王志綱：這場大變局徹底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為什么這么說呢？
這里要從經濟史講起，如果沿用馬克思主義，人類社會經歷過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未來就是所謂的社會主義。如果不按照這種方式劃分，人類社會可分成游獵時代、農耕時代、工業時代、現在的信息時代。不管如何劃分，都有一個不變的東西，就是生產力的問題。
什么叫知識分子？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勞心者就是知識分子，勞力的就是勞動人民，勞動人民是被知識分子管理的。縱觀整個東西方歷史，有一個規則，當人類生產財富有限時，只能養活有限人口的時候，肯定是原始共產主義，你多吃一口他就得死，所以必須實行平均主義，這時談不上知識分子和勞動人民。誰的力氣大誰是就是大王。伴隨著人類社會生產力的提高，有了剩余產品，這些剩余產品能夠支撐一批人不勞動來統治和管理，而這些統治者又有了剩余的錢，就可以養知識分子了，比如樂工、畫工，這時就開始出現了最早的知識分子，作為門人、食客。他們身懷絕技，但他們不能下海，因為那時的社會經濟水平，商品是自給為主，頂多就是倒騰點小買賣，他們沒有優勢，搞不好還得餓飯，所以只能是寄生于一些貴族家里，這是最早的知識分子雛形。
后來到了封建時代，自古華山一條路——“學而優則仕”，“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一切都是為了皇帝的認可。這就決定了無論文人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都只是一種依附階層、一種官僚體制的點綴。毛澤東曾經說“他是一根毛，多多少少要附在一張皮上”。他的說法有道理，但有局限性，因為站在農民的角度上來看他是對的，這也是知識分子的悲劇。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一旦讀書人求仕失敗之后，結局往往十分凄涼。
陶淵明能歸去來兮，“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那是因為他是員外，家里有幾百畝地，有仆人替他勞動，一回家有“僮仆迎門，稚子候門”。李白就歸不去兮，“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杜甫更可憐，茅屋為秋風所破，“南村群童tong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后來越過越慘。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只能是依附，無法體現獨立價值。
西方怎樣呢？莫扎特，包括文藝復興時期的米開朗琪羅、達芬奇等也一樣，要么被貴婦養起來，要么被教會養起來，要么是銀行家，那個時代沒有他們獨立的存在。
直到今天才有可能，為什么？因為市場經濟。馬克思說過貨幣是天生的平等派，沒有市場經濟，沒有貨幣，就沒有這個空間。現在我精神上是自由的，因為我是獨立的，我不依附于別人，我為什么敢說這個話？因為今天是一個財智時代，是市場經濟時代，智力資源被定價了，也就有了獨立存在的可能。
鳳凰網：自晚清以來，以張騫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就懷抱實業救國的理想而選擇棄官從商，那么您覺得九十年代那一批下海的知識分子，有沒有這樣的理想？作為下海的親歷者和觀察者，你認為當時真實情況是怎樣的？
王志綱：我敢肯定的說，九十年代的知識分子下海時絕對不敢提實業報國這個口號。當時張騫為什么敢提實業報國？是李鴻章給了他很大的平臺。包括今天中糧喊實業報國，那也是國家給他了一個幾千億的平臺。九十年代下海的人，要么政治上失意，要么就是為了改變命運，要么就是窮途末路。一條破船下海，能開到哪里都不清楚，搞什么實業報國？
90年代下海的人只能這樣講，另辟蹊徑，政治走不通換一條路。另辟蹊徑以后一不小心發現，原來到了體制外，可以施展的空間更大，發現自己比那些土老帽、那些暴發戶更有才華，更有經商才能，一不小心就做大了，幾十億、幾百億就做到了。這時就成為船長，有抱負的人終于回歸，把自己的愿景拎出來，喊出實業報國，這就有條件了。原本試圖在政治上實現的抱負星火還在肚子里藏著，今天有條件喊出來是名至實歸了。
鳳凰網：聽您剛才講述的這幾種下海人，我想其實成功的可能只是少數，那么在您看來，那些成功的知識分子有什么共同的品質？
王志綱：應該是具備以下幾個東西：
第一，他們有理想，這個很重要。如果沒有理想，就會淪為純粹的商人。像柳傳志、李東生、王石，他們是有理想的。如果沒有理想，最后窮得只剩錢了，有什么意義呢？他們的財富也許不比其他暴發戶多，但他們的影響和社會地位，是那些人是無法望其項背的。甚至他們將當初在傳統體制內以及政治舞臺上沒有實現的抱負，帶到了現在所擁有的平臺上來，最后形成主流的聲音和主流的價值觀，并放大一百倍、一千倍，最后自己獲得了一種額外的成功，體制內都不可能給的成功。
沒有理想的人喜歡投機，他們可能積攢了很多錢，我在歐洲、美國遇到過不少這樣的人，曾經也是知識分子，但現在他們窮得只剩錢了，成為這個社會既得利益者，甚至成為破壞正常游戲規則的人。這樣的人不值得稱道，更不值得尊敬。但有理想的一批人不一樣，君子慎獨，會約束自己，并且有更高的目標。
第二點，堅韌不拔，有了理想還要堅持。許多人的失敗不是因為沒有抓住機會，而是因為沒有能拒絕誘惑。今天炒股票，明天倒地皮，后天再倒煤炭，什么來錢做什么。而像柳傳志，20年一直堅持。包括王石登山那也是一種堅持，起碼給社會鮮活的一面，提到商人、老板，好像只會喝酒、吃肉，王石這些人給外界一種全新的形象。
第三點，勇于學習、善于學習，學習能力強，能夠與時俱進，也是90年代下海，至今還能站得住的成功者，所必備的能力。
鳳凰網： 80年代下海的知識分子可能也有這種特質，但為什么他們沒有形成翻江倒海、蔚然大觀之勢？
王志綱：在80年代根本沒有形成大海嘛，怎么翻江倒海？這里面有兩個大的背景：第一，從1978到1992年，改革先是在農村，最后到城里。但在這個時候，即使是柳傳志等人下海，也是翻不起大浪的，因為那時只是一種權宜之計，頂多賣個大碗茶，賣個羊肉串，都是解決生計的平民所為，并不是精英所期盼的。
真正的大海到92年才初步形成，面對西方的經濟制裁，和國內一些人想走回頭路的傾向，鄧小平開始了第二次南巡，并發表了石破天驚的講話，宣告中國至此走向市場經濟的不歸路。到這個時候，改革開放已經有了14年的積淀，水比較深了，潮已經開始漲了，所謂“海是龍世界，天是鶴家鄉”，這個時候才真正有了下海，知識分子也才有了用武之地。
所以我們在談這個話題的時候，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的知識分子下海，不是從90年代開始，但是在90年代成為一個話題，一個現象。為什么？中國已經走向市場經濟的不歸路，沒有這一條就沒有大海，沒有大海就沒有船，沒有船就沒有船長，沒有船長就談不上下海。同時，中國經過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有了一定的積累，使下海具備條件。如果說八十年代的下海只是趕小海、只在灘涂和沼澤地里撿個打滾的小魚小蝦，那么到了90年代已經漲潮了，可以倒海翻江了。沒有這個前提下海只能是小打小鬧。
還有一點要說明，隨著市場競爭的激烈，光靠投機已經不行了，企業需要借助知識和智慧的力量，這時知識分子的價值也就顯現出來了。在這以前，有錢的老板們根本就看不起知識分子，認識不到知識價值的。有個大學老師下海，辦了個廣告公司，為商場寫了個策劃案，老板掂量了一下打印出來的文案，問多少錢啊？當時他戰戰兢兢地報了個價：三千塊錢。沒想到老板把這個東西往桌子上一砸，就罵開了：“你不就是一個寫字的嘛！三千塊在街上可以買多少紙啊？這幾張紙三百塊都不值！”。到90年代，知識的價值開始顯現，知識分子的大腦也成為了可待開發的金礦。
鳳凰網：有人認為正是90年代這一批下海的知識分子，逐漸建立起了中國的商業秩序。您認同這種觀點嗎？在您看來九十年代的商業秩序有沒有？如果有是怎么樣的？
王志綱：這個話題不能這么表述。主流社會的發展其實是一個博弈的過程，鄧小平講摸著石頭過河，沒有路，大家可以摸索。按照廣東人的話說，就是凡是中央沒有說不讓做的，都可以去嘗試。有了這個尚方寶劍以后才有了博弈，體制外和體制內、新生和傳統、增量和存量之間的博弈，最后的結果是優勝劣汰，體制內效率越來越很低，體制外越來越生猛。政府就順應大勢不斷退讓，先讓出了私營經濟的空間，允許小攤小販，后來讓出集體空間，比如鄉鎮企業改制，最后讓出了一些行業，國有企業改制。另一方面，就民間而言也是一個不斷的試錯過程。有很多東西大家不知道是對還是錯，如果走錯了就會導致民怨沸騰，自己最后被淘汰也是正常的。
這種不斷的博弈，最后共同構成了今天中國的游戲規則，游戲規則是一種平衡。它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可以達到一種微妙的平衡。把握住的人就可以“直掛云帆濟滄海”，把握不住的人就會大海翻船。像牟其中翻船是必然的，因為他破壞了這個規則，不處理難以平天下。馮侖、王石很聰明，會適當“踩線不越線”，不會給體制造成一種危機。所以在中國，一個好的商人也是一個政治家，必須要懂政治，要與時俱進。
鳳凰網：您曾在《第三種生存》里面提到知識分子是追求“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的，有理想情結；但商業社會注定是一個狼性社會，要追求利益。這二者之間難免會有矛盾，就您而言，您是如何平衡的？
這是一個很深刻的問題。
在中國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前進，唱主角的是過去我們看不起的商人們。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必須要跟他們打交道，也就是所謂的“與狼共舞”。這個狼是什么呢？是指老板、企業家、商人，他們是狼。那我是誰呢？我是一只披著狼皮的羊。要跟狼共舞啊，如果不能變成狼，就要被狼給吃掉的。但是如果你也變成狼，你就失去了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堅守的東西。
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我的處理方式就是做一只披著狼皮的羊。市場經濟大潮中的知識分子必須要能“與狼共舞”。只有敢于進入狼群，被市場接納，才能學會與狼共舞，也只有善于與狼共舞，才能在市場中兌現知識和智慧的價值。但在與狼共舞的過程中又難免被狼群所同化，有沒有一條既達成財智雙贏，又不扭曲自身人格的道路呢？其實是有的，我將這種既不依附于商，也不依附于官，靠知識智慧立世的生存狀態稱為“第三種生存”。
這十多年來，我跟無數老板打交道，都秉承“同流而不合污”的原則，堅持建立在獨立人格上的第三種生存。當然我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我們這些文化人作為知識的載體，必須獲得一種內在價值的認可，贏得對方對知識的尊重，同時兌現知識的價值，從而不僅可以解決溫飽，還能過一種體面的生活，不然怎么叫知識經濟時代？可以說這十多年走下來，這條路我們走通了。
90年代讓傳統知識分子面目全非
王志綱：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的話，可以說90年代讓傳統知識分子面目全非。為什么這么說，90年代是一個傳統價值體系徹底受到沖擊的年代，今天可能感覺不到，但是那個時候，尤其是逐漸壯大起來的市場經濟力量已經讓所有人不可能對之視而不見，不管是懷抱治國理想，還是為生計所迫，甚至是受到誘惑，都紛紛走向市場這個風云莫測的海洋之中。原有的傳統式的知識分子的道路選擇、形象等等全被打破，到海里人是要靠真實的生命能量去搏斗的，所以說90年代讓傳統知識分子面目全非。
對于我個人來說90年代也是一個彷徨的時代。我應該算是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我們家幾代人都是知識分子，在我的血管里面流淌的就是傳統的教化，從爺爺到我父親，我從小所接受的教育都是傳統的教育，比如風雅頌，比如家國理想、忠孝節義，全是文化的東西，我是非常討厭商人的。
后來當記者，責任感也是非常強的。對物質要求并不高，一直到1992年都沒有自己的房子，已經是主任記者了還住辦公室，工資收入養兩個雙胞胎都不夠，但即使這樣我從來沒有感到痛苦，覺得是為事業。那個年代恐怕現在的年輕人都無法理解，現在想起來很好玩。看到現今的年輕人沒房子、沒車子就不能嫁，覺得不可思議。那個年代完全是事業第一，老婆也很支持。
1994年我離開體制，動機并不是想掙大錢，而是對記者職業前途的絕望。對搞新聞的人來說，八十年代是春天、非常好的時代，特別是新華社的記者可以直指社會弊端，可以建言共產黨的改革，上面從善如流，我當時甚至寫了一組報道，對整個中國的出口經濟、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都講了。所以那時候是非常富有理想和責任感的。
但90年代初，特別是1992年、1993年，這時候整個新聞界，被盯著、管著、，接下來是一片蕭條，一下子進入了萬馬齊喑的時代，甚至連內參也要主旋律。之前我為什么愿意在新華社干呢？盡管公開報道受到很多控制，但可以寫內參，可以揭露社會的很多矛盾，可以為民請命，推動改革。但是后來不準了，內參也要主旋律，不能講真話。在這種背景下面，當記者只能是混飯吃，我曾經把記者這個職業當事業來干，既然變為僅僅是一個混飯的職業，就沒必要再混下去了。最好的前途就是混個官當，組織上也曾找我當第三梯隊，但我既不想管人也不想被人管。
我也曾想另辟條路，對當時新華社穆青社長建議，新華社應該搞電視，社長很支持，我也摩拳擦掌做準備。在廣東先嘗試拍了幾部電視專題片，一部叫《大潮涌珠江》，專門講鄧小平南巡后廣東市場經濟的，中央臺黃金時間播出了；第二部是在山東拍的片子，《北方的躁動—膠東紀事》，拍山東農村的商品化改革；第三部《南方的河》是講廣東的全面改革。這些雖然都不掙錢，但是拿了大獎。但后來換了新的中宣部領導，電視臺籌辦計劃也就流產了。
在下海初期的一段時間，也是在找路，但我骨子里還是想搞文化，自信憑自己的能力，解決生存問題應該不難。彷徨了將近一年時間，由于市場力量的推涌，把我推到了策劃這個行業的浪尖上。而我這個人喜歡挑戰，這個行業使我可以不斷沖浪，同時能夠做一些對得起社會、對得起歷史的事情。就這樣歪打正著，從我一個人開辦王志綱工作室，到現在北京、上海、廣東、西南幾十人的戰略咨詢團隊，一路走下來，已經走了17年，從開始產品營銷策劃，到現在的區域城市戰略，再到民間戰略思想庫，至少還需要20年、30年，這不是一個短暫的過程，這也是我下海之初沒料到的。
鳳凰網：非常感謝您為我們分享了那么多，我想問您最后一個問題，我看到這些年來，您的工作室一直不斷的出版很多著作，將你們的經驗和案例和盤托出，這是非常花精力的事情，而且效益肯定不如你們多做一個策劃案，那么您做這些事是不是還是一個知識分子情節的緣故，還有您的名片上是“打造中國最好的戰略思想庫”，這也是您一直的追求么？
王志綱：現在我們的名片上寫的就是“打造中國最好的戰略思想庫”，這是我們的愿景，我們懷抱著這樣的理想堅定不移地走下去，走到現在已經17年了。我相信再過10年、20年、30年肯定會成為一個當之無愧的代表中國的戰略思想庫。現在一說起思想庫人們就想起美國，今天中國的經濟崛起為世界所矚目，我相信，再過一二十年，等到中國和美國等量齊觀的時候，人們會真正關注中國，探討中國發展的經驗。到那個時候，我們作為中國最好的戰略思想庫，應該是當之無愧的，因為我們擁有成百上千的案例，我們參與了整個中國的天地之變，隨著中國的崛起，我們希望作為一種形而上的思想上的代表。
所以當年我曾講：知識分子下海，不要怨天尤人，只要你有能力，市場最終會為你落實政策，兌現知識的價值。而對于現在來說，選擇太多不一定是好事，有點亂花漸欲迷人眼，成功往往不在于如何撲捉機會，而在于如何拒絕誘惑。只有那些有理想，有堅守，有追求，看準一個方向堅定不移走下去的人，才能走得堅實，走得長遠。但是現在有很多人不相信這個簡單的道理，把精力全放在怎么走捷徑上，這樣肯定走不遠。
鳳凰網：好，非常謝謝您接受采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