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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綱時空
為富自當仁——王志綱談慈善事業與“仁商”概念
王志綱 2008/12/25

編者的話:2008年即將成為歷史的時候,我們不能忘記這一年慷慨行善的人們。在2008年的大災難面前,國人仗義疏財、踴躍捐款創下了新的歷史紀錄。據一統計數據顯示,今年我國通過各種渠道募集的社會捐款總額超過1000億元,而在2005年以前,一年最多也就只有幾十億元。

今年善款如泉水般涌出,因此有人把今年稱為慈善元年。在這些社會捐款當中,有不少是商人的善舉,仁商的形象也在今年得到弘揚。先富起來的廣東人更是充滿仁義情懷,據統計,今年廣東民政和慈善會募集的社會捐款逾40億元,占到了全國民政部門和慈善會籌集善款的10分之一。

為何在2008年,國人的善舉會象泉水一樣井噴出來?這說明什么問題?如何讓人們陣發性的善舉變為常態呢?先富起來的廣東又帶給了人們哪些期待?就這些問題,日前,王志綱接受了廣州日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中國已經到了可以推動第三次分配的時候了

 

廣州日報:你如何看待今年社會捐贈突然井噴的現象?

王志綱:我看了一個數字,今年的善款是去年的3倍多,今年是1000億,去年僅為309億元,而2005年之前,我國每年的慈善捐贈總量才幾十億元。這說明什么呢?我想至少說明兩個問題。

第一,中國已經到了可以推動第三次分配的時候了。 西方發達國家在發展過程經過三次分配,一是市場化分配,例如勞資分配,工人得到工資,企業分享利潤,股東分享紅利。

后來,在現代社會基礎上實現了第二次分配,就是國家通過稅收來調整貧富不均的問題,例如: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以及遺產稅等。最后,產生了第三次分配,就是鼓勵富人捐款,通過善款來普渡眾生。這就是整個西方發達國家發展到今天形成的三次分配。

但在中國,到目前為止,基本上只有兩次分配,一次是市場分配,二是國家稅收分配,第三種分配還處于萌芽狀態。今年的善款一下子增加了幾倍,說明中國已經到了這個時代,第三次分配已經可以提上議事日程了,已經具備這個條件了,而且慈善事業還可以成為建立和諧社會的重要平臺。

其次,今年為什么能象井噴一樣一下子涌出這么多善款呢?這是因為今年中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大災難。在巨大的地震災害面前,政府及時地展開了救援行動,新聞媒體全力介入,把人們平日里深藏不露的良知給呼喚出來了。良知一旦呼喚出來,其潛力之大出乎了人們的想象。

 

完善制度和法規讓商人變圣人

 

廣州日報:怎樣能把人們這種陣發性的善舉,變成持續性的行為呢?

王志綱:這確實是一個問題,就是怎么把人們這種陣發性的善舉,變成可持續的、常態的行為?這是值得全社會思考的。現在我們與此相關的很多法律法規都不到位。我們工作室在四川地震之后也捐了善款,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中國的慈善事業還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例如,所捐的善款不能扣稅;捐過去以后,不知道交給了誰,不知道是否會被挪用;更不知道你的捐助最終落到什么地方。這種不清楚、不確定就造成了一種奇怪的局面,一邊捆著草,一邊餓著牛,想捐的人和需要的人不能對接。從宏觀層面上來看,上層建筑還沒有準備好,沒有按照國際慣例建立一套成熟的法律法規。第二個問題,民間的監督和新聞監督方面還沒有到位。如何參照國際慣例來完善一些法律法規,這就是一個很大的課題擺在我們面前。如果沒有制度建設,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沒有新聞界的跟進,整個社會就很難形成一個很好的風范,也很難保證這種善舉的持續性;還可能助長一些渾水摸魚和過火的商業性行為,甚至傷害人們的善良感情。

廣州日報:除了完善法律法規外,有沒有一些具體的措施可以減少為富不仁的情況呢?

王志綱:我剛從日本回來。曾有一個日本人向我訴苦,日本是一個遺產稅收得很高的國家,最高稅率達70%。很明顯的一個目的,就是要通過征稅減少不勞而獲者,通過第二次分配實現國家的和諧和均衡。這可能就是日本能實現祥和、平穩、人人勵精圖治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中國今天出現了許多二世主,不勞而獲和肆意揮霍,一味坐享其成,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我覺得中國應該參照一下日本,征收遺產稅。這樣對于后代是好事,使得他不能當寄生蟲,不能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對于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也是一個好事。為什么西方有許多富人愿意捐款,除了宗教傳統外,還有一個就是遺產稅。如果中國能夠把遺產稅提上議事日程,就會逼著很多商人、富人從魔鬼變成天使,成為圣人,拿出更多錢投入慈善事業。

 

社會不能讓行善者吃虧

 

廣州日報:要讓更多的人來捐款需要一種社會氛圍,這種社會氛圍如何才能形成呢?

王志綱:其實,中國有很深厚的慈善文化根基。無論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還是佛教文化,都強調仁者愛人、積善行德。而且這種文化意識已經滲透到我們的血脈里,變成國人普遍認同的行為規范、道德規范和作為準則。比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難中求人,一善能抵百善。”這些理念已經泛化為一種宗教式的信仰,一旦遇到合適的契機,其巨大的能量就會爆發出來。在今年的一系列大災難中,這種能量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現。西方人說,中國人很可怕,因為沒有宗教信仰。我認為,這是不對的,中國人信仰的是一種泛宗教。

現在的關鍵是整個社會要形成一種機制、一種氛圍,來不斷激活這種潛在的慈善力量。最要緊的是,不能讓行善者吃虧。否則富人們為什么要行善?如果沒有任何好處,他們可能寧愿把這個鈔票埋在地底下,那不就要命了嗎?人活在世,一是求利,一是求名,只是求利求名的境界不同而已。有人求的是蠅頭小利,一時虛名;而有人求得千秋利、萬古名。社會理應讓行善者得到美名,讓行善者通過這種方式得到一種精神上的升華。這也是對他們的一種承認和負責任。像彭年酒店老板,為什么不斷慷慨行善?就是為了揚美名,顯父母,獲得精神上的升華。

我再給你講一個故事。1988年底,霍英東開發南沙,我受新華社的派遣去采訪他。期間,我與霍英東先生相處了三天?;粲|說,做善舉之后,他對錢財有了新的認識,想清楚了,一個人你財富再多,“廣廈千間,夜眠七尺;良田萬頃,日食三餐”。他就覺得錢財都是身外之物,真正要留芳千古,就要慷慨行善,這就是商人到了一定程度最重要的突破。

還有象香港的電影大亨邵逸夫,也是在大徹大悟之后投身慈善事業。邵逸夫在香港本來是很有名的鐵公雞,他在80多歲的時候,突然患了一場大病,差點死掉。他得救后,有高人告訴他,要想健康長壽,今后就要破財消災,就要廣做善舉。他從此以后,拿出幾十億捐款建了許多學校,做了許多公益事業?;蛟S正是精神境界提高的原故,他羽化登仙,活了100歲。從心理學角度來看,慈善行為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心理救贖。他的經歷對其他香港大亨也是一個啟發、一種暗示——善舉能益壽消災。于是許多富豪紛紛效仿,形成一花引來萬花開的局面。

還有一個故事,美國的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被工人階級定為最丑惡的資本家形象的代言人。就是這樣一個人,到了晚年的時候也大徹大悟,捐出大量錢財創辦慈善基金。丑惡的資本家形象的代言人的轉變其實代表了一種時代的風向標。今天的中國正呼喚中國式的洛克菲勒。

廣州日報:有人說商人的善舉也有功利的成份在里面,怎么看待這種說法?

王志綱: 目前國內一些捐款的商人,有很大的功利色彩,或是為了博一個好名聲,或者是為了換取政府的某一種回報,或者是為了獲得一種公關效應。但在初級階段,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當然與那些真正大徹大悟的大慈善家們相比,廣東的一些老板還在路上。但不管怎么樣,在歷史的長河中這是一個進步。不管出于什么想法,這些都是值得鼓勵的,值得表揚的。

第三次分配的實現是需要時間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這個時代已經開始了,中國已經有能力和條件來實現第三次分配了。天時、地利、人和都有了,關鍵是我們的體制,我們的社會,怎么活血化瘀,因勢利導。

 

子孫勝過我,要錢干什么?賢而多財,則損其志;子孫不如我,要錢做什么?愚而多財,則增其過。

 

廣州日報:如何教育好子女也是富人們經常遇到的一個大問題,不給兒女留財產是不少成功人士的一種做法?

王志綱:中國有句古話,叫富不過三代,但我看到過富過三代的人。林則徐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與他的家教傳統是有很大關系的。我曾去他的故居,看到他留下的一幅對聯,也是他留給子孫的家訓,上聯是:子孫勝過我,要錢干什么?賢而多財,則損其志;下聯是:子孫不如我,要錢做什么?愚而多財,則增其過。最后得出的結論就是:不給兒女留財產。

那留什么呢?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言如玉,留一種良好的教育、良好的家風和良好的道德觀。所以林則徐的家族一直是代代相傳、且英才輩出,包括上世紀八十年代時中國駐聯合國的大使凌青就是林則徐的玄孫。

曾國藩也是這樣,他教導子女:須以勞苦為第一要義;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財。曾氏家族也是代代有英才,出現了象曾紀澤、曾廣均、曾約農、曾寶蓀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詩人、教育家、科學家和高級干部。

商人富人有了錢以后,到底是給兒女留錢財,還是留精神財富。其實,精神財富是能力、本領和道德操守。這些比錢更有價值,因為這是孵化器,不僅能生出錢財,而且能薪火相傳。如果富人只留錢財給子女,沒有精神財富,反而把子女毀掉了。

老板們能率先覺悟起來捐善款,對于他們來說,無疑是澤被后人的大好事。

 

在推動第三次分配上,廣東有條件、有能力、也有責任再次走在全國前面

 

廣州日報:你對廣東人的善舉有什么期待?

王志綱: 今年是中華民族大喜大悲的一年,大災大難的一年,眼下我們正面臨美國金融風暴帶來的嚴重危機。此時此刻,正是需要整個民族眾志成城、共抗危機的時候,在這個背景下,廣州日報提出仁商概念,利用強勢輿論大力推進慈善事業,倡導貧富攜手、共渡難關,具有非同尋常的戰略意義。如果能將仁商概念梳理清楚,張揚開去,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認同和高度重視,從而促成國家層面的政策制定,民間層面的廣泛參與,必將加速第三次分配的早日實現。對于和諧社會的建設也將是一個很大的貢獻。作為率先富起來的廣東,有條件、有能力、也有責任再次走在全國前面。